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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學術(shù)專題　>　中國藏學研究70年　>　訪談篇

鄧銳齡口述：答客問治明清兩代西藏史經(jīng)驗?今春中央民族大學蘇發(fā)祥教授等蒞臨寒舍，要求我談一談治史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而且最好集中在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歷史方面，詞意懇切，很難推辭。未料到后來雜事叢集，執(zhí)筆時間不多，為了快些交卷，就由我邊憶邊說，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邱熠華、梁俊艷同志記錄。她們主動地增添了小注，我再整理成篇。又請歷史所張云研究員、《中國藏學》黃維忠編審二同志審閱，他們都提出很好的應該補正的地方，我都遵辦了。下面就從我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歷史的情況開始。

黃明信：我與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職業(yè)學校?第五世嘉木樣呼圖克圖一生的事跡中，他親自擔任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職業(yè)學校的校長應該說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在藏文的《歷代嘉木樣呼圖克圖略傳》里只字未提，我是與此校關(guān)系最深的一個人，對此應該有所記載。不過年代久遠，當時曾經(jīng)有詳細的日記，1952年鎮(zhèn)反運動時為了證明我所交代屬實，交給組織了，現(xiàn)在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可供參考。現(xiàn)在是2008年10月我91歲，年紀衰邁，記憶嚴重衰退，不免有不甚準確之處，俟后補正。從電腦里查到《邊疆通訊》1947年第4卷第10—11合期上有陰景元所寫《國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職業(yè)學校之展望》一文，如能找到可能對補正此文有些幫助。

肖干田：永不消失的白螺號——訪藏學大師東噶·洛桑赤列先生?肖干田:我應《西藏文藝》編輯部之約，要為您寫一篇反映您生平經(jīng)歷、學術(shù)成就的報告文學，您剛從中央民族大學調(diào)到西藏大學來工作，教學、學術(shù)研究都很忙，您作為國家教育部批準的第一位藏族副教授，名聲很大，北京的記者四處打聽您的行蹤要采訪您，您也沒有時間接待他們。您卻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受我的訪問要求，我感到非常高興。首先我很想了解您從農(nóng)奴到小活佛的那段歷史，請您談談好嗎?

蒲文成：回憶導師才旦夏茸先生?2014年11月的一天，我還在省外的旅途中，忽然接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張云先生的電話，說我曾是才旦夏茸先生的學生，約我能否寫一篇回憶先生的文章。接到電話后，我突然想到先生離世已有30個年頭，可能是人到老年似乎更喜歡回憶過去，我好幾個晚上思緒萬千，想到了許多與才旦夏茸先生有關(guān)的往事，回到西寧后，將這些片斷回憶記錄下來，作為對導師的深切懷念。

我的研究經(jīng)驗——訪藏學家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才項多杰：我應《中國藏學》編輯部之約，要寫一篇反映您的生平及學術(shù)成就的訪談。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位享譽國際的藏學家，您對藏族的歷史、文化、宗教、風俗等方面有過很深的研究，尤其在藏傳佛教方面，而且在日本大谷大學多年從教，培養(yǎng)了許多優(yōu)秀的藏學學者，被稱為“日本藏學之父”。2012年受聘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員。您的很多著作給國際藏學界帶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首先想了解您的生平。

生在江南，心系高原——記華侃教授的藏語文學習教學研究生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十里長亭，煙樓雨巷。江南，自古以來就是文人墨客筆下的佳境，也是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而華侃教授就偏偏從這樣一個魚米之鄉(xiāng)北上，在60年歲月中，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西北高原的藏語文教學和研究工作中。

我的康藏研究之路——任新建先生訪談錄?任新建（1937—），藏族，又名澤旺奪吉，四川康定人。四川省學術(shù)技術(shù)帶頭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康藏重點學科首席專家。筆者于2018年10月10日、2019年5月5日先后兩次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任新建先生家中就其如何走上康藏研究之路進行了專題采訪。

近代霍康家族和西藏的幾大高僧 ——西藏檔案館口述系列之一?霍康·強巴旦達，1945年出生于拉薩的霍爾康薩（???????????簡稱霍康）貴族宅邸，為西藏霍康貴族世家的第13代人。約15歲之前以西藏貴族世家賽古秀（????????????）的身份逐漸長大。

西藏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60年——西藏自治區(qū)原教委副主任強俄巴·多吉歐珠口述記?回顧西藏和平解放和改革開放以來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的支援下為教育事業(yè)努力奮斗的成果，有助于揭示西藏教育發(fā)展的規(guī)律，有助于加快西藏建設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也有助于增進對西藏歷史和現(xiàn)實情況的全面了解。

藏族傳統(tǒng)歌舞——訪藏族著名藝術(shù)家雪康·索朗達杰教授尼瑪次仁：雪康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據(jù)悉西藏和平解放前，您在拉薩私塾學校受過系統(tǒng)的文化教育，青少年時代就能歌善舞，能彈奏各種樂器，如今又是西藏大學藝術(shù)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作為西藏老一輩的藝術(shù)家，我們很想了解您的藝術(shù)生涯，首先請您介紹一下個人的簡歷。

劉志群：回顧感悟展望——我與藏戲的終生結(jié)緣回憶起我這七旬歲月中的往事，為自己參與了“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西藏十卷中《戲曲志》和《戲曲音樂集成》兩卷的編纂盛事，以及著述《中國藏戲藝術(shù)》和中國社會科學藝術(shù)學基金年度課題《中國藏戲史》而深深感到自慰、自豪。我作為一個外來者和異族同胞，之所以能對另外一個民族戲劇藝術(shù)多少進入其中探索其奧秘，是與我在藏工作近半個世紀，至今猶在堅守過程中經(jīng)歷了三重溯源 (地理視域、人性復歸、文化根系的溯源)而上的精神旅程有關(guān)。由此引發(fā)了我作為一個新西藏60年的曲折發(fā)展、起伏嬗變的歷史進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的回顧、感悟，以及對博大精深的藏戲及其母體藏文明在當代與中華文明融合發(fā)展的展望。

藏漢文化交流的結(jié)晶——訪藏族學者赤烈曲扎先生1937年年底，我出生在拉薩市一個漢裔裁縫家庭里。我的祖輩都是從事裁縫手藝的，祖輩可能是清代陸軍進藏時期陸陸續(xù)續(xù)過來的，到我這輩大概是第五代了。他們這一批人大都是手藝工匠，有制鞋的、做豆腐的、理發(fā)的、種菜的，還有裁縫和廚師等等。他們隨清軍進藏到拉薩后就定居下來，跟當?shù)氐牟刈鍕D女結(jié)合，生兒育女，扎根在那里。

周季文口述：我的藏學研究之路我們那一屆是1951年來的民族學院，當時我們是保送過來的。那時民族大學叫民族學院。民族學院是1951年5月份正式成立的，我們來的時候民族學院還沒有正式成立，因為我們是4月底到的，那時還參加了民族學院成立的開學典禮。記得朱總司令也來參加了開學典禮。

諸有韜：我和西藏歌舞團蜀中名校——四川自貢蜀光中學有一光榮傳統(tǒng)，為學生們安排“早讀”，每天天不見亮學生們紛紛起床，摸黑在運動場的400米跑道上跑一圈后，進入教室在燈光下“早讀”。記得那是1954年一天的清晨，我和同學們正埋頭“早讀”時，忽聽得有人輕聲叫我，尋聲望去，只見我母親在教室門口向我招手，我趕忙過去問道：“娘，這么早，你來干什么？”“小聲點”，母親把我拉到一旁，很神秘地對我說：“我已打聽到準確消息，今年高考有很多名牌工科大學到四川來招生，而且招收的名額特別多，被錄取的希望很大。

拉巴平措：嘔心瀝血捧出《西藏通史》日前，在中國藏學出版社成立30周年發(fā)布會上，由近百位藏學專家學者經(jīng)14年嘔心瀝血完成的《西藏通史》作為重點推出。全書共850余萬字，分為早期、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國、當代等8卷13冊，是目前國內(nèi)、也是國際藏學界首部完整、全面、系統(tǒng)介紹和展現(xiàn)西藏地方歷史的通史著作。

繼續(xù)行進在藏學研究領域 ——訪著名吐蕃史研究專家巴桑旺堆先生藏族古代史的研究仍處于一個不斷前行時期，但是有多大成果，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從國內(nèi)來看，藏族學者中以人文科學研究藏族古代歷史，始于上世紀40年代根敦群培先生的《白史》。隨著藏學領域的不斷拓展，當下不管國內(nèi)，還是國外，整個藏學研究都在發(fā)展。在這個發(fā)展過程中，不少學者不僅僅是歷史研究，還對于宗教研究、宗教藝術(shù)、考古研究、語言研究都有濃厚興趣。

著名藏學家陳慶英先生訪談到今年5月，我們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了。我是在1993年正式調(diào)到中心來的，不過在中心成立之前，通過羅炤同學的介紹，我就和多杰才旦總干事談過幾次話，后來參加了多杰才旦和鄧銳齡老師主持的《元以來西藏地方和中央關(guān)系史研究》的課題，1991年還被借調(diào)來中心幾個月。所以對中心三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和取得的成績，是有很深的體會的。也愿意趁這個機會來談談自己的一些感想。

二十年不曾褪色的記憶 ——記藏學家和翻譯家索朗班覺很多年前的文章再次拿出來，細細讀起，不由得下起筆來做些補充，呈獻給大家。我想這是對父親最好的回憶，也是對中國藏學研究者最好的肯定。因為父親是一位受人敬重，嚴于律己的長輩；是一位嚴謹、認真的學者；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知識淵博的老師和長輩。他的學問、他的為人、他的廉潔是那樣的彌足珍貴。

回憶藏學研究中心原總干事多杰才旦 ——一個女兒眼中的父親?今年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的日子，也是藏學研究中心第一任總干事多杰才旦去世3周年的日子。身為多杰才旦的女兒，同時也是他的最后一任秘書，非常感謝《中國藏學》雜志社給我這個機會，借此發(fā)文，以表達我對父親的深切懷念和無限哀思。

鄧銳齡：回憶王森先生?1950年，我在北京大學文學院研究部讀書時就知道王森先生大名，先生在東方語文系任教，常常攜著一件內(nèi)裝書籍的小包袱在紅樓里走來走去，聽說他教授梵文，精通佛學，雖然認識，卻無緣談話。1952年北京大學院系調(diào)整后，先生分到中央民族學院(以下簡稱民族學院)研究部，我同年畢業(yè)，也服從分配到中央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部，因工作需要，想知道清初西藏第五輩達賴喇嘛與蒙古固始汗的關(guān)系等問題，一次就貿(mào)然到民族學院研究部去拜訪請教，他和藹地接待我并給予詳細的解答。8年后，1960年，我到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以下簡稱民研所)工作，先生也在這所，可以說欣然再遇，我印象里先生面貌神態(tài)自此一直沒有顯著變化，頭發(fā)濃密，只是白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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