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珍：陳老師您好！今年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您既是藏學研究中心的老專家，歷史研究所的原所長，也是享譽國際的藏學家。精通藏文，尤其是古藏文，您學術(shù)成果豐碩，嚴謹?shù)闹螌W精神在國內(nèi)藏學界也是有口皆碑。因此我們刊物非常需要把您介紹給藏學界和廣大的藏學愛好者。首先能談談您的生平，讓我們了解您是怎么走上藏學研究的道路嗎？

陳慶英：我很高興回答你的問題。的確，到今年5月，我們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了。我是在1993年正式調(diào)到中心來的，不過在中心成立之前，通過羅炤同學的介紹，我就和多杰才旦總干事談過幾次話，后來參加了多杰才旦和鄧銳齡老師主持的《元以來西藏地方和中央關系史研究》的課題，1991年還被借調(diào)來中心幾個月。所以對中心三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和取得的成績，是有很深的體會的。也愿意趁這個機會來談談自己的一些感想。

首先我要聲明，我并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是享譽國際的藏學家，也并不精通藏文。我只是因為各種機緣的巧合，較早走到藏學研究這個隊伍中來了。在開初的階段，也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自信心還比較強，還覺得自己有一些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但是到2000年以后，這種自信無形中慢慢消失了，感覺到自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寫文章、做講座反倒覺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不那么敢下筆，不那么敢發(fā)揮了。最近我也在想為什么會這樣？我想到的原因，一是藏學確實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了解的越深入，就越感到自己的知識不足。二是現(xiàn)在各種研究手段的發(fā)展，藏學的各個領域都不斷有新成果涌現(xiàn)，而我自己對電腦技術(shù)、信息采集等可以說基本上是個門外漢，不能適應學科的發(fā)展。三是和自己的經(jīng)歷有關，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在中年時才進入學術(shù)研究，青年時并沒有受過學術(shù)研究的訓練，而此前形成的思維定式是工作，是完成工作任務，因此對學術(shù)研究在深層次上總有一個不太完全適應的問題。因此，你讓我先談談我的經(jīng)歷，我覺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家的祖籍是廣東省臺山市，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父親在南京讀大學，逃難到四川，在四川和我母親結(jié)婚，因此我是1941年在四川南充市出生的。1958年，我在南充高中讀完一年級，我父親所在的四川省榮軍學校全部調(diào)到青海，我也隨家庭到了青海。當時西寧只有兩所中學有高中部，我本來是要到湟川中學的，但是該校外語是學英語，而我在四川學的是俄語，因此就轉(zhuǎn)學到了西寧高中（后來是青海師范學院附中）。我們?nèi)襾砬嗪：?，因為家里有四個孩子，全靠父親一個人的工資生活，所以很困難，而當時在青海找工作很容易，我在高三時差一點就退學去工廠了，結(jié)果我們的滄石校長特別批給我助學金，才使我堅持到畢業(yè)。1960年高中畢業(yè)時參加了高考，當時青海新辦了幾所大學，高中畢業(yè)生不夠，而外省來青海招生很少，所以我們基本上不看高考成績，由學校分配你去上哪一所大學。我們班主任唐春華老師是從西南師范學院畢業(yè)來青海的，她說，你家庭困難，而民族學院是全公費的學校，你就上民族學院吧。就這樣，我進了青海民族學院的物理系。這是我的生活第一次和少數(shù)民族發(fā)生了聯(lián)系。

當時青海民族學院的數(shù)理化三個系也是新辦的，條件差，不過老師中有的是從北京的大學畢業(yè)分配來的，有的是因為“右派”問題從內(nèi)地大學發(fā)送來的，所以第一年，盡管因為全國都出于困難時期，生活條件很差，還是基本上是按照大學的課程在上。到了1961年下半年，青海的大學調(diào)整，一些學校下馬了，民族學院保留，但是明確是為青海藏族牧區(qū)培養(yǎng)中學教師。當時的院長是老紅軍扎喜旺徐同志，他就決定各個系科都要學習藏語文，而且課時要占到將近一半，要達到畢業(yè)后能夠用藏語給學生上語文、政治和數(shù)理化課。這樣，我們從大二開始，就有了藏語課。我們的藏語課是學完字母拼音和基本文法以后，就集中學口語會話。教材是民族學院自己編的，每課大約十幾句對話，老師講解以后，就讓學生反復誦讀，直到會背下來。到1963年春天，學校把我們二百多個學生都送到牧區(qū)去學藏語。這是我第一次進入藏族牧民的生活。

我們班去的地方是青海湖東岸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倒淌河鄉(xiāng)，就在著名的日月山下。我去的是麥乃亥公社（當時牧區(qū)的公社很小，只有幾十戶人家，分四個生產(chǎn)隊，人口和農(nóng)區(qū)的一個生產(chǎn)隊差不多），學校的安排是一個生產(chǎn)隊一個學生，就是要讓學生住在牧民的家里，很少甚至沒有說漢語的機會，使你不得不說藏語。我們在牧區(qū)生活了將近半年，有時候還去放羊，參加剪羊毛、拔牛毛、砍燒柴等勞動，還和牧民一起搟氈子，裝卸馱子，學著用窩爾多甩石子，用火皮袋鼓風燒火煮茶，還搬過兩次帳房，從冬春草場到夏草場，從夏草場到秋草場，還參加過牧民的婚禮，參加過生產(chǎn)隊的會議。除了學藏語，最大的收獲可能是過了生活關，衣食住行都要經(jīng)過考驗。穿衣方面，夏天在高山牧場皮襖不離身，很難得洗衣服，衣服上有虱子，滿是酥油味道。吃的方面，適應吃糌粑、羊肉、喝奶茶；住的方面，盡管主人盡力照顧我們，讓住帳房里最好的地方，但是也是在草地上鋪塊油布或者墊子，下雨時帳房還漏雨；行的方面，要學會騎馬，還要學會對付路上遇到的牧犬，我們班就有幾個同學因為從馬上摔下來受了傷。當然，這半年的牧區(qū)生活也有美好的回憶。在湖東的秋草場，我們的帳房正對著青海湖，在風和日麗的傍晚，在帳房里喝著奶茶，面對倒淌河入?？诘暮优喜菰痛蠛Ｒ粯拥奈邓{的湖面，看到夕陽慢慢落入湖中，的確是難得見到的美景。這半年的生活，使我真正體驗了高原牧民生活的艱辛和他們的善良樂觀，我們離開的時候，牧民依依不舍，有的還騎馬送行一段，好像是送自己的親人遠行。以后讀到這方面的書籍，許多場景仿佛就在眼前，對書中的記述也能夠按照生活的實際去理解。

從牧區(qū)實習回來，我們物理系被調(diào)整到青海師范學院，還學了兩年的藏文，主要是史白水老師給我們教新翻譯出版的藏文的初中物理課本，其實主要是記住一些物理名詞的藏文譯語。還有一位從民族出版社回青海的洛格扎西老師給我們教古典文學，學了《猴鳥故事》《水樹格言》的一些選段。那幾年青海人民廣播電臺藏語部播放《格薩爾王傳》，青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格薩爾王傳·霍嶺大戰(zhàn)》上部的藏漢文本，我還和同桌的萬馬巷秀同學買了書來自己讀。通過這些，稍微理解到藏文古典文學的優(yōu)美。因為當時的政治氣氛，對藏傳佛教和西藏歷史的書籍基本上沒有接觸。

1965年我們畢業(yè)后，在西寧市參加了兩期“四清”。從1967年底到1978年，我在海西州紅衛(wèi)中學和民族師范當教員。我初到海西時，要求去藏族學校，但是州文教局的領導說，藏族學校沒有開物理課的，漢族中學也很缺物理教員，你還是到州中學去吧，因此我在海西主要是給漢族學生教中學的物理數(shù)學課。1969年我結(jié)了婚，由于我的妻子是海西當?shù)馗駹柲镜拿晒抛澹晕揖陀辛艘恍┟晒抛宓挠H戚朋友和藏族朋友、同事，和他們有很多親密交往，甚至學了一些蒙古語的日常用語，住過蒙古包和藏區(qū)的帳房，帶學生參加秋收，還在察爾汗鹽湖挖過鉀肥礦。不過這期間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學的藏文基本上沒有用上。

1977年底，恢復高考，我參加了海西州的閱卷，感到教育會有重大變化，但是沒有想到這個變化很快會落到自己的身上。1987年“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時，因為我們學校的老師有一些是從北大、北師大、華東師大等學校分配來的，他們報考的積極性都很高。我想我的物理專業(yè)知識只相當于一個大專的程度，就沒有想去報名。直到報名快結(jié)束時，我教過的一個學生在招生辦工作，給我打電話問我怎么沒有去報名，我說按我學的專業(yè)，沒有辦法去考。他說招生的學校很多，各種專業(yè)都有，你過來看看吧。我到那里一看，隨手拿起幾本招生目錄，就有中央民族學院的，上面有古藏文專業(yè)。他們說你不是會藏文嗎，去考一考，試一試吧。因為別的教員都報考了，在學生們眼中，有水平的老師都應該報考的，不報考是自認水平低，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才報考中央民族學院的古藏文專業(yè)的。本來我以為，初試完了就算結(jié)束了，沒有想到，7月初接到要求到北京參加復試的通知。于是抱著到北京去看看的心理，在妻子的支持下，到北京參加復試。記得復試就是考藏文，幾個老師來考場上看我們答卷，后來才知道是佟錦華、耿予方、王堯幾位導師，但是當時我一個也不認識。復試完了以后，我和謝佐、端智嘉三個從青海來復試的學生一起坐火車回青海，沒有想到10月份，我們就成了研究生同學，其他只有來自民族語文翻譯局的格桑益西。

上了研究生，可以說是踏上了藏學研究的臺階。我當時已經(jīng)37歲了，也工作了十幾年了，但是我確實對從事學術(shù)研究沒有什么思想準備，也沒有什么學術(shù)道路的規(guī)劃，正像當時我的妻子永紅說的，你到北京讀3年書，再回海西來教書，境遇會要好一些吧。

感謝中央民族學院和老師們給了我一個進入藏學研究大門的機會。是到了中央民族學院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藏學研究的。讀研究生以后的情況，可以結(jié)合各個時期的工作來說。

央珍：到目前為止，您出了哪些重要的學術(shù)論文和著作？能否請您作個簡要的介紹？

陳慶英：《一份吐蕃驛遞文書》《土地面積丈量——試析吐蕃時期的土地制度》(藏文)《吐蕃贊普赤德松贊生平簡述》《試論贊普王權(quán)與吐蕃官制》《元朝在藏族地區(qū)設置的驛站》《元朝帝師制度述略》《西寧弘覺寺與西安小雁塔“正統(tǒng)圣旨碑”》《西納家族、西納喇嘛和塔爾寺西納活佛》《江孜法王的家族與白居寺的興建》《章嘉·若必多吉與乾隆皇帝》《噶瑪巴·攘迥多吉兩次進京事略》《香山昭廟乾隆御制碑考釋》《夏魯?shù)脑蹘煼ㄖ肌贰对駱洳刈迕懓蛧鴰煛贰肚嗪ＹF德珍珠寺碑記》《元代烏思藏本欽紀略》《大元帝師八思巴在玉樹的活動》《元代藏族名僧膽巴國師考》《關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傳聞及史料記載》《元朝帝師制度及其歷任帝師》《從帳簿文書看吐蕃王朝的經(jīng)濟制度》《西夏與藏族的歷史、文化、宗教關系初探》《雍和宮佛倉簡說》《雍和宮雜考》《關于元代西藏的戶籍清查》《五世達賴喇嘛年譜(1654—1662)》《衛(wèi)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達事跡》《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設置年代和名稱》《吐蕃贊普赤德松贊略傳》(藏文)《元朝帝師八思巴傳》《蒙藏關系史大系·政治卷》《蒙藏民族關系史略》《塔爾寺概況》，主編了《中國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中國邊疆通史叢書·西藏通史》《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西藏歷史文化辭典》《藏傳佛教金銅造像藝術(shù)》等。

央珍：在您80多篇論文和專著中，您自己最滿意的論文或者專著是哪一篇呢？因為哪些方面的原因呢？

陳慶英：對于我自己來說，很難說對那一篇論文或?qū)Ｖ械教貏e滿意，因為現(xiàn)在回頭來看，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不過這些論文和書，都和一些朋友有關?，F(xiàn)在看這些文章和書，都會回想起一些往事。

比如說《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漢文寫卷中夾存的藏文寫卷情況調(diào)查》，是我最早發(fā)表的文章。1978年起我讀王堯老師的研究生，就我一個學生，當時條件很差，沒有教室，就在王堯老師的家里上課。王堯老師對我悉心教導，從怎樣收集資料、發(fā)現(xiàn)問題、怎樣論述自己的觀點，一步一步引導我進入研究文獻的門。他在頭一年布置學期論文時，說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有敦煌漢文寫卷的膠卷，里面有一些夾雜的藏文，讓我去抄下來，整理成一篇文章。我用了一個多月，天天去王府井北面的考古所里看膠卷，用的是王堯老師的借書證。把這些資料抄錄下來，寫成文章后，王堯老師又推薦到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辦的《敦煌學輯刊》上，在那里發(fā)表。因此我在研究生畢業(yè)以前已經(jīng)有論文發(fā)表了。看到這篇文章，我就會想起王堯老師對我諄諄教導的情形，的確，師恩難忘。

又比如說《一份吐蕃驛遞文書》，是我和端智嘉在讀研究生時候?qū)懙摹?980年夏天，我們幾個研究生，我、端智嘉、格桑益西、阿沛·晉美，還有王森先生的研究生祝啟源，在王輔仁、王堯、洛桑群覺老師的帶領下到 甘青藏區(qū)去實習。我們先到了敦煌，受到敦煌博物院領導的熱情接待。端智嘉和我?guī)状蔚街牟亟?jīng)洞和吐蕃時期的洞窟，當時還沒有任何護欄擋板之類的，可以在跟前看，還可以用手去摸，我們沒有照相機，把能夠看到的藏文題記抄寫在筆記本上。后來又到敦煌縣文化館（現(xiàn)在的縣博物館），看保存在那里的吐蕃的《般若八千頌》寫本和藏傳佛教的銅像。我們看到《般若八千頌》的經(jīng)葉邊上寫有一份吐蕃王朝時期的驛遞文書，就把它抄下來，回來以后寫成了這篇文章。開始并沒有想到要去刊物上發(fā)表，是中央民族學院研究生部要印研究生論文集，就把這篇文章交上去了。文集是油印的一個很簡陋的本子。不知道怎么的，北京大學的張廣達先生看到了，他很重視，他不認識我們，就叫張崇根同學來找我們，叫我們?nèi)ヒ娒?。他當時正在寫吐蕃飛馬使的文章，就說這個資料很重要，希望我們同意他在文章中使用我們的資料，我們當然同意。他還鼓勵我們正式發(fā)表，因此我們這篇文章很快在甘肅社會科學院的《社會科學》刊物上發(fā)表了。由此開始了我和張廣達先生幾年的交往，從他那里學到了很多學問。甚至在1984年我已經(jīng)到青海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時，他給我來信，說他可以招收博士生了，和學校說好，可以用藏文頂替英文，招我去讀他的博士生。這事因為青海省社會科學院不同意，沒有辦成，但是張先生的一片好意，卻使我倍感歡欣。端智嘉與我的合作，還有翻譯《新舊唐書吐蕃傳》為藏文，《吐蕃贊普赤德松贊生平簡述》等，原來我們還計劃把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中的藏族史料翻譯成藏文，可是在我們畢業(yè)以后，因為在不同的單位，這個計劃沒有能夠?qū)崿F(xiàn)。

又如《西寧弘覺寺與西安小雁塔“正統(tǒng)圣旨碑”》一文，是1982年夏天，我和仁欽扎西到西安出差時，在參觀小雁塔時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們慌忙躲到一個石碑下避雨。等雨過天晴，再看那石碑，前面是馮玉祥的一首詩，后面卻是一塊圣旨碑，是講一位西寧宏覺寺的僧人，先在北京供職，后來到西安，集資修復西安小雁塔寺院的事情，還刻了一幅當時小雁塔寺院的圖形。我們倆都是青海人，對此特別有興趣，就把碑文抄下來，回來查資料，寫成這篇文章，發(fā)表在《青海社會科學》刊物上?？墒侨蕷J扎西不幸在1989年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蒙藏民族關系史略》的底稿，是王輔仁老師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上課的講稿。我們研究生入學后，學校又招收了一個古藏文進修班，王輔仁老師給我們兩部分學生一起開了藏族歷史和藏傳佛教史兩門課，可以說，他是我們這方面的入門老師。1981年我們畢業(yè)前，王老師讓我?guī)椭磉@個講稿，還把他在二號樓的辦公室給我用，讓我專心寫作。我用了一年多時間，補充了當時學界還不熟悉的藏文《薩迦世系史》《漢藏史集》的有關內(nèi)容，擴充成了一部書稿。王老師又做了仔細的修訂，再送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還清楚記得王老師當時說的話，他說一部書稿，要反復修改，就像一個面團，要反復摔打，才能拉撐成細長的拉面。王輔仁老師的認真治學的態(tài)度，對我影響也很深。

而《西納家族、西納喇嘛和塔爾寺西納活佛》則是在青海省社會科學院時和在青海民族學院同過學的蒲文成一起寫的，他大學畢業(yè)后到果洛州的班瑪縣工作，因為交通不便，1978年考研他沒有得到消息，沒有考成，1979年考入西北民族學院，是才旦夏茸活佛的學生。在青海社會科學院我們成了同事，這篇文章是我們轉(zhuǎn)入研究青海藏族歷史人物、家族和活佛系統(tǒng)的開始。

《塔爾寺概況》《中國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這三本書，則是我們青海省社會科學院塔爾寺歷史文獻整理研究所（后來改為藏學研究所）的同事們共同努力的結(jié)果。我1984年到青海省社會科學院時，所里基本上都是西北民族學院和青海民族學院畢業(yè)的藏文專業(yè)的畢業(yè)生，我們從頭做起，逐漸形成了一支研究隊伍。我們先是在塔爾寺工作了幾年，了解塔爾寺的藏書，各個殿堂的情況，抄錄碑文，在卻西活佛的幫助下，了解塔爾寺的歷史，實地考察寺院的宗教活動和酥油花的制作等，編寫了《塔爾寺概況》，對宣傳塔爾寺起了較大的作用。1985年，在院長史克明和副院長隋儒詩的領導和支持下，申請到一個藏族社會歷史和社會研究的六五規(guī)劃的社科基金項目，由我負責社會歷史方面，蒲文成負責宗教方面，結(jié)果出了《中國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這兩本書和蒲文成他們的《甘青藏傳佛教寺院》，在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良好的影響。《中國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對除了莊園制地區(qū)以外的藏族部落地區(qū)的社會歷史做了系統(tǒng)的論述，對藏學研究有長遠的學術(shù)價值。同時我們還翻譯了一批藏文歷史古籍，在這些年輕的朋友中出了許德存（索南才讓）、何峰、馬林、馬連龍、謝熱等有成績的學者。因此我始終懷念我們那一段精誠合作共同努力的時光。

我自己下過很大功夫、花費很多時間而寫成的著作是《元朝帝師八思巴傳》，八思巴是元朝的第一個帝師，他的活動對當時西藏乃至全國的政治、宗教、文化都產(chǎn)生過重大的影響。但是關于他的記載，在漢文史籍中比較零散簡略，《元史》中系統(tǒng)記載他的只有幾百個字，藏文《薩迦世系史》《漢藏史集》中有較多的記載，但是年代和前后順序很不清楚。我是在整理這些資料時，發(fā)現(xiàn)對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文化名人，應該有一個系統(tǒng)的研究，因此先根據(jù)八思巴文集中他在各篇文章后面的題記的記載，先清理出他在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清理出他一生活動的軌跡，清理出他一生中兩次到蒙古和漢地又兩次返回西藏的年代順序，再結(jié)合藏文史籍的記載，對八思巴一生的業(yè)績作出比較清晰的論述。這本書在寫作時沒有什么科研項目，也沒有出版經(jīng)費，因此在篇幅上受到很大限制。不過出版以后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有不少跟進的著作和論文，對元代西藏歷史和薩迦派歷史的研究起了推動作用。

1993年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工作后，我做的課題主要是，《元以來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關系史》的元代和明代部分的編寫。這個課題是多杰才旦總干事和鄧銳齡先生主持的，還有張云博士和祝啟源等參加。除了這本專著外，還有李鵬年和劉麗楣他們編的檔案資料匯編。這個課題的工作量很大，加上沒有經(jīng)驗，中間參與人員又有變化，所以拖了十幾年，最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才完成。還有一個課題是由我主持的《歷輩達賴喇嘛生平歷史研究》，我們組織力量將歷輩達賴喇嘛的藏文傳記翻譯成漢文，再結(jié)合相關的檔案資料寫成一部研究歷輩達賴喇嘛生平的專著。參加這項工作的有熊文彬、馮智、王維強和青海社會科學院、青海民族學院的學者。另外，還由高淑芬給我們聯(lián)系了一個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編寫《中國邊疆通史叢書·西藏通史》的課題，參加課題的有張云、黃維忠、熊文彬博士和中央民族大學的曾國慶教授等人。這個課題沒有在藏學中心立項，也沒有經(jīng)費，是我們完成書稿后，由邊疆史地中心交給中州出版社出版。還有王堯老師和我主編的《西藏歷史文化辭典》，參加的人很多，初稿完成后一直落實不了出版社，后來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作為出版援藏的項目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為了出版這本辭典，西藏人民出版社的旺久社長和馮良編輯和我到杭州與浙江社的徐忠良、陳巧麗編輯一起開了好幾天會，然后又在編輯部坐下來修改補充，做了幾個月才定稿的。后來我和丁守璞還主編過蒙藏關系史大系叢書，我寫了其中的政治卷，也是作為出版援藏的項目，由外研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你可以看出，由于藏學中心在當時還是一個新成立不久的研究機構(gòu)，所以在研究工作中是通過集體課題來組織隊伍，積累經(jīng)驗，培養(yǎng)人才。歷史研究所的這些工作，也可以說是在為編寫《西藏通史》做準備。

編寫一部《西藏通史》是藏學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多吉才旦總干事給歷史研究所設定的目標，他為此做了很多工作，組織研究隊伍，培養(yǎng)這方面的人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直到他2000年離休、拉巴平措總干事繼任后，這個項目才開始啟動。2002年，課題立項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由拉巴平措總干事和我擔任主編，中心歷史研究所全力投入，還動員和組織有關的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學者參加，前后參加的學者有將近一百人，得到蔡美彪、陳得芝、王堯、恰白·次旦平措等老一輩學者的指導幫助，還有周偉洲、林冠群、蒲文成、石碩、陳楠等著名學者參加寫作，應該說有一支很強的隊伍。不過，由于課題本身的難度，以及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還有中間一些其他工作占用了一些時間，所以課題一直到去年才得以完成。在前一段時期，我在拉巴平措總干事的領導下，做了一些課題的策劃和組織工作，并負責宋代卷和元代卷的具體工作。后來主要是張云所長和所里的青年同志大家共同努力，才保證了課題的順利完成。

上面講這些，主要是想說明，我們前一輩的藏學家以及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做藏學工作的學者，是把藏學研究作為一種工作任務來對待的，同時也是在完成工作任務中增長自己的學識和研究能力的。對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不大有自己的規(guī)劃，所取得的一些成績，大多包含在一些集體完成的課題中。所以自己沒有考慮過，哪部著作哪篇文章是最好的，哪部著作哪篇文章對學術(shù)有什么貢獻等，也就是不對自己的成果做自我評價，這和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成長起來的一些著名學者是有所不同的。

央珍：聽說您最早是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獻，有不少和吐蕃有關的論文，后來轉(zhuǎn)到了元代歷史，這是為什么呢？

陳慶英：這也是因為工作的需要和領導的安排。1981年我碩士畢業(yè)后，留在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工作。當時王堯老師是想要建一個敦煌藏文文獻研究室或者研究組，但是沒有實現(xiàn)。而當時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藏社會科學院共同承擔了編輯出版《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資料選編）的國家社科基金的項目，領導安排我和祝啟源、仁青扎西負責元代和明代的漢藏文資料的編選工作。因此我轉(zhuǎn)到和周潤年他們一起翻譯《紅史》《薩迦世系史》《漢藏史集》，并從中編選有關資料的工作。從那以后，由于工作任務的原因，我基本上轉(zhuǎn)移到研究元明清三代的藏族歷史的研究領域中。

央珍：您的論文和著作里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和考證，可以說，旁征博引，論據(jù)充分和扎實，但是很少見您輕易地下結(jié)論，或給出個很清晰的答案，可以談談原因嗎？

陳慶英：藏族悠久的歷史文化是一個很大很深的研究領域，像我這樣一個外民族的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始終是處在一個邊學習邊探討的過程中。接觸到一些新的文獻資料，加上自己的思考，可能會有一些前人沒有論及或者論述不夠充分的新的發(fā)現(xiàn)，但是自己的觀點和結(jié)論是否正確，是否經(jīng)得起時間的檢驗？我覺得還是應該始終保持一種謙虛謹慎的態(tài)度。

央珍：在藏學研究方面，給予您主要影響的是哪些藏學家，有哪些方面的影響？比如國外的藏學家，或國內(nèi)的藏學家，他們的研究理論、方法和視角有什么不同和特點嗎？

陳慶英：在我學習和工作的過程中，很幸運地和不少藏學家有過接觸和交往，也得到他們的幫助和指教，受到各方面的影響。首先，當然是給我們上過課的老師們。漢族老師中有王堯、王輔仁、佟錦華、耿予方、胡坦等老師，藏族老師有東噶·洛桑赤列、洛桑群覺老師。王堯、王輔仁老師對我的教導和幫助前面已經(jīng)談到。東噶·洛桑赤列教授給我們上了一年多的課，講巴沃·祖拉陳瓦的《賢者喜宴》，應該說是從他的教學中讓我認識到藏文史籍的博大精深以及閱讀和使用藏文史料的基本方法。后來我翻譯他的《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時，在課下和他也有不少的接觸，對他的博學和治學精神有較多的感觸。東噶·洛桑赤列教授回西藏后，甘肅藏學所洲塔他們請他到甘肅、青海講學和考察，他到西寧時在我家里還住過一個星期，和我們?nèi)叶枷嗵幍梅浅Ｈ谇?，他生活簡樸，樂于助人，性格樂觀開朗，有時還會開開玩笑。東噶·洛桑赤列老師對生活和學問的態(tài)度，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除了這些老師外，我也接觸過很多比我年長或者和我同輩的從事藏學工作的朋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常鳳玄、姚兆麟、黃顥先生，西藏民族學院的張?zhí)戽i、申新泰先生，西北民族學院的唐景福先生、青海民族學院的李延凱先生等。

我和國外的藏學家也有一些接觸和交往。交往多的是哈佛大學的范德康教授，他對薩迦派和八思巴很有興趣，做過很好的研究，他看到我翻譯的《漢藏史集》后，讓他的一個在青海短期教英語的學生來找我，后來在藏學研究中心舉辦的1991年的首屆北京藏學討論會上我們見了面，談起來有很多共同感興趣的話題。1997年，范德康教授和他的幾位博士生來參加北京藏學討論會，和中心的多位學者有很好的交流。1999年，因范德康教授提出和我進行合作研究，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邀請我去做訪問學者。在美國的十個多月中，我們有過多次討論和學術(shù)交流，這次做訪問學者的期間，我寫了關于大乘要道密集和西夏佛教的兩篇文章，發(fā)現(xiàn)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些薩迦派、噶舉派的教法的法本的漢譯是在西夏時期完成的，對這方面的研究起了一個頭。同時，我和范德康教授的學生劉國威、李若虹、格瑞·塔脫有較多的交往。另外還有美國的開普斯坦教授，我們是在塔爾寺認識的，后來在拉薩遇到，有過一起考察幾座寺院的經(jīng)歷。

我認為國內(nèi)外研究藏學的學者，只要是認真做學術(shù)研究的，他們的研究理論、方法和視角并沒有根本的不同，只是因為各人的條件和研究環(huán)境的不同，而有一些差別，并不是國外的學者有一套研究理論、方法和視角，國內(nèi)學者有另一套的研究理論、方法和視角，正因為這樣，才能進行學術(shù)交流和合作。

央珍：除了學術(shù)研究專著，您還有大量的譯著，可以說還是一位譯著等身的翻譯家，您為什么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做這方面的工作呢？您在翻譯時遇到過哪些困難？

陳慶英：我覺得翻譯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法，特別是學習藏文古籍。藏文古籍是藏族的先輩學者在幾百年前寫成的，和我們今天的環(huán)境，特別是和漢族學者們的生活和成長的環(huán)境有很大的不同。要讀懂它們，除了文字的功夫外，還要仔細去體會作者的思想和邏輯思維，甚至要設身處地去思考。而要做到這一點，對古籍進行全本的翻譯比僅僅選擇某些寫作論著需要的段落和字句要好很多。另外，從翻譯古籍中，還可以學到很多相關的知識，對藏族的歷史、宗教和文化有更廣和更深的理解。當然，對于漢族學者來說，從事這種翻譯會遇到很多困難，要克服這些困難，除了多下功夫外，還需要多向藏族學者請教，最好是藏漢學者一起來做翻譯，互相促進。實際上，從事藏學工作的前輩學者是很重視翻譯工作的，如法尊法師、金克木、劉立千、張澄基、郭和卿、王沂暖等前輩，都做過很多翻譯工作。直到80年代、90年代藏學界還是很重視翻譯工作的，黃顥、蒲文成、才讓、索南才讓教授等都做過藏文古籍的翻譯。只是到后來，藏文古籍的翻譯不作為科研的成果，不被重視，所以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了。

央珍：我看到有些學者寫道：不懂藏文也能搞藏學研究，因為我們國家有大量的漢文文獻資料可供查閱和參考。關于藏文和藏學的關系，能談談您的看法嗎？

陳慶英：這方面一直存在一些爭議。也有學者說，不懂藏文就不能從事藏學研究。 我覺得這和我們對藏學研究領域的認識有一定的關系。從研究藏族的傳統(tǒng)文化、藏傳佛教、藏族古典文學、藏文文獻、藏醫(yī)等方面來說，懂藏文是一個必備的條件，而且懂得越深越好。不過現(xiàn)在藏學的范圍擴大了，與藏族地區(qū)相關的許多領域也納入到藏學的范圍之中，如經(jīng)濟發(fā)展、交通、扶貧、國際政治的許多問題，研究這些問題，有可能學者懂不懂藏文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不過我認為，除了有正確的思想理論和對藏學事業(yè)的熱愛以外，做藏學研究有三個方面的條件：一是學者在自己研究領域的學術(shù)素養(yǎng)，如做歷史研究的要懂得歷史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研究經(jīng)濟的要懂得經(jīng)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二是掌握語言文字工具，包括藏語文、漢語文、外國語文；三是有在藏族地區(qū)生活和工作的經(jīng)歷，對藏區(qū)的風土人情有親身的體驗和深刻的認識，得到藏族朋友的信任和幫助。即使這三個方面不是全部具備，也應該具備兩個方面，并且努力使自己具備這三方面的條件。

央珍：另外，陳老師，我還有個話題，聽說您和端智嘉是同學，不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并不具體了解他，我本人也是這樣。您能順便簡單地介紹介紹他嗎？他的學術(shù)成就主要在哪些方面？

陳慶英： 我和端智嘉是碩士研究生階段的同學，他比我小十來歲，在這之前我們的生活經(jīng)歷很不相同。上研究生后，有3年時間，我們倆同住一間宿舍，有很多的交往，有過學術(shù)上的合作，也有很深的個人友誼。他從小生活在青海省尖扎縣偏僻的藏族山村，對藏族傳統(tǒng)文化有很深的理解。他勤奮好學，而且天分很高，不僅藏語文程度很高，學習漢語文和英語也很快。他在上中央民院的研究生以前，就開始著手把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中的吐蕃王朝部分翻譯成藏文，上研究生后，我們合作把《新舊唐書吐蕃傳》翻譯成藏文，這對他學習漢文和我學習藏文都有很大的幫助，后來我們還合作寫過《吐蕃贊普赤德松贊小傳》。他是一個熱心助人的人，在學習和理解藏文古籍方面，給了我很多指教和幫助，使我受益良多。

端智嘉的志向是做藏文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藏族文學史的研究。他的碩士論文《道歌源流研究》在1985年就出版了，受到學界的關注和贊揚。他1985年底去世時，還不到34歲，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匯集成七本文集出版，可見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方面已經(jīng)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而且有很好的發(fā)展前景。可惜，他沒有等到80年代以后我國藏學研究迅猛發(fā)展的大好時期，沒有能更好地發(fā)揮他的聰明才干。

央珍：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是我國藏學研究領域的最高學術(shù)機構(gòu)，您認為這個機構(gòu)對藏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發(fā)揮了什么作用？

陳慶英：1986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對于中國藏學研究的發(fā)展來說，是一件意義重大的大事。從我個人的體會看，經(jīng)過30年的實踐證明，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以下幾個重要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提高了社會各界對藏學研究的重要性的認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科學部門走出了“文化大革命”10年造成的萬馬齊喑的蕭條的局面，迎來了迅速發(fā)展的春天。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藏學研究的重新起步卻遇到很多困難。盡管開始籌建西藏社會科學院（到1985年8月正式成立），在北京成立了少數(shù)有關研究機構(gòu)，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gòu)有學者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但是卻很難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這個學科是叫藏族研究還是叫西藏研究還是叫藏學研究都還爭議。如中央民族學院，在1981年成立了藏族研究所，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學校整體的工作中，藏學研究很難排上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本來有較強的藏學研究力量，但是分散在民族語文、歷史、社會等幾個研究室，難以形成一個合力，開展大的項目的研究。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成立，是經(jīng)過中央下文件批準成立的，從此這個學科的名稱“藏學”在社會上普遍傳播開來，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提升了藏學在學術(shù)界的地位。

二、帶動了一批藏學研究機構(gòu)的建立和發(fā)展。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后，北京、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區(qū)，又先后建立起一批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gòu)。近年來，在一些內(nèi)地的高校也建立了一些研究藏學某個領域的研究所或者研究中心。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陸續(xù)招收藏學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到21世紀初，全國已經(jīng)培養(yǎng)了一大批藏學研究人才，其中碩士近200名，博士數(shù)十名，藏學研究隊伍空前壯大。

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后，才有可能成立《中國藏學》雜志社，發(fā)表藏學研究學術(shù)論文和資料、信息。才能成立中國藏學出版社，作為我國專業(yè)的出版藏學成果的出版社?！吨袊貙W》雜志社和出版社，對中國藏學研究事業(yè)發(fā)展的促進作用是難以估量的，這兩個都是代表中國最高藏學學術(shù)水平的陣地。只要看在《中國藏學》上發(fā)表文章的作者和在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著作的學者名單，就可以清楚了解，活躍在當今藏學研究各個領域的學者和這個刊物和出版社的關系。

四、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相對集中一批藏學工作者，加上圖書資料館的配合，可以開展一些在高校和其他研究機構(gòu)難以完成的重大科研項目和文化工程，如工程浩大的藏文版《中華大藏經(jīng)》的對勘、整理，《西藏封建農(nóng)奴制社會形態(tài)研究》《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研究》《藏傳佛教通史》《西藏通史》等大型項目，同時在完成這些項目的過程中，培養(yǎng)了一支具有較高研究水準的學術(shù)隊伍。近年來成立的西藏文化博物館，則為藏族文化在首都北京向各界展現(xiàn)自己的風采打開了一扇很好的窗口。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30年 ，30年中取得的成績是可喜的，相信在這個基礎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將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作者：陳慶英口述 央珍整理 摘自：《中國藏學》2016年S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