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研究一組至今尚未被人全面探討過的一批敦煌藏文卷子，即一批書信、文契和外交文書。它們僅僅是習作，雖然用藏文書寫，但卻不是在吐蕃統(tǒng)治敦煌的時代，而是在此之后。本人目前正在對這批文書進行詳細剖析(轉(zhuǎn)寫、翻譯、注釋和歷史背景研究)，其成果將發(fā)表于一部綜合性著作《西藏歷史文化研究》中。在本文中，我僅滿足于作一番梗概介紹：一、這批文獻中最重要的史料；二、具體寫作時間問題；三，把藏語作為王宮語言使用的問題。

一

從本人目前所研究的成果來看，一共有18卷寫本，可以完全肯定，是吐蕃對敦煌統(tǒng)治結(jié)束之后時代的。

1.鋼和泰藏卷背面。內(nèi)容是居住在沙州的于闐使節(jié)用藏文書寫的文書，其中的和闐文文書的年代為某一雞年，即李圣天執(zhí)政的第十四年(浦立本推算為公元925年)。文中提到的沙州統(tǒng)治者的尊號為“太?！?藏文為the-po/bo，于闐文為tte-pū)。

2.Pt.984背面第2篇文書。這是一篇呈文殘卷，由河西節(jié)度使、沙州曹令公上稟于“圣神”君主，即于闐王的。

3.Pt.1081。這是一篇行政文書，它是由沙州歸義軍尚書發(fā)出的，目的是為了改正屬于吐谷渾的保爾根千戶的某位奴隸的身份。上面蓋有一顆漢文大印，但至今尚未解讀出來。

4.Pt.1082。這是一篇已殘缺的文書，其內(nèi)容是“回鶻登里可汗的命令”。作者居住于甘州城內(nèi)，’Od-’bar(部族名稱或人名)統(tǒng)治著位于青海湖東北的野貓川?！疧d-’bar一詞可能應考證成嗢末。Then-pe-kun系指太平軍，該軍于861—867年間從唐朝的東部調(diào)遣至涼州邊陲。文書中蓋有兩顆漢文大印，尚沒有解讀出來。

5.Pt.1106背面。這是一篇叫作《長兄、天子于闐王向幼弟、令公的行文》的習作(背面第2篇文書)。

6.Pt.1120背面。這是一卷已殘文書的片斷，本為一習作。其標題為《沙州曹尚書對于闐圣神菩薩王和天子的呈文》。

7.Pt.1124。全文是向某些具有漢名和漢族職稱的人下達的命令。上面蓋有歸義軍的大印。

8.Pt.1188背面第9篇文書。習作。引言程式：“河西節(jié)度使、天，司徒總部”。

9.Pt.1188背面第12篇文獻。習作。引言程式：“發(fā)自回鶻登里可汗王爺官邸”。

10.Pt.1188背面第14篇文獻。這是一卷出自與上述第9、10條引用文書同一人之手的文書，其內(nèi)容是對回鶻因難于迦的贊文。

11.Pt.1188背面第15篇文獻。習作。引言程式：“發(fā)自宮邸金門，Then-Phug7年春1月15日，辛卯年”。

12.Pt.1189正面。蓋有一顆大印的書信，標題為《肅州司徒向河西節(jié)度、天大王的請牒》。在向收信人詢問了情況之后，請牒繼續(xù)說：“當您的仆人從天大王處到達那里時，因為達頭部享有地位的封臣，以傲慢的口氣同我們講話，我們于是便轉(zhuǎn)而與國王交談，國王向其大臣梅錄們下達了一道友好的命令，這些大臣們是達頭部千戶的首領(lǐng)。因為達頭部的梅錄前來肅州，是為了全面簽訂條約的。在沙州的永濟寺中，‘上天的有限之地’已被韃靼人、仲云人和回鶻人瓜分完畢了”。然后又是有關(guān)降伏塞種人地區(qū)匪徒，捕捉兩位正進行搶劫的匪徒和有關(guān)措施的安排。為此目的，回鶻九部離開了。但作者似乎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便將此事提交于大王。

13.Pt.1256背面。這一文書的下半部已被剪掉，但主要行文卻完整無缺。文書的開頭部分寫道：“當豬年秋第一個月16日，于闐使者司空Li'u(可能為一漢姓)、肖干木以及其他人出發(fā)了。由于對他們的姓名不太了解，這些被獲許前往于闐的使節(jié)們的情況如下：一共有9個名字，第1個名字是以于迦(ügaü)的職稱而結(jié)束的，有4位為都督，最后4位無有職稱。他們的名字可能均為于闐文。在最后一個名字的后面，在同一行中還有5個符號，即使是通過其書寫符號的特點來看，也不能認為是孩子們胡亂涂鴉的東西，而肯定是一些身份符號。在第2個符號的下面，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名單中的第二個名字，但已有殘損。

14.Pt.1284第2篇文獻。這是一篇短提要。第1行的末尾已殘缺。第2—3行為：“使節(jié)，Gi(可能為一漢姓)、首領(lǐng)及仆人，他們聲稱攜帶王爺命令的珠寶盒和太保的符，于春季中月到達”。

15.Pt.1284第3篇文書。開始處是一封習作信，它是由“河西北方節(jié)度使、曹太?！敝掠陉D王爺?shù)摹?/p>

16.Pt.2111號第7篇和第2篇文書。這是由于闐王爺發(fā)出的一封信的抄本，本封信是致“甘州賢良忠實的謀臣和長史于迦”的。

在“甘州謀臣先祖世系”中，還提到了一位Hel(t)barüga。

17.斯坦因千佛洞藏卷73IV14號。這是一卷殘缺文書的片斷，標題叫作《Len-du(涼州或靈州)節(jié)度使大營仆射致沙州和瓜州刺史的將令》。其中提到了黠戛斯人襲擊一支商隊的事。

18.Pt.44第1頁正面，第25頁背面，第23頁背面和第24頁正面(見由麥克唐納和今枝由郎所編《伯希和考察團檔案，敦煌藏文文書選》第1輯，1978年巴黎版，第62和第73幅影印版)。這是一卷具有兩行(連同標題也可能是3行)文字的殘卷，但在重新使用時被剪成了碎片。文書中所剩余部分的時間，肯定不是藏歷而是漢歷：“……二年二月，虎年，同意接受……”。另外還有所鈐兩顆漢字印鑒真跡的殘片，一大一小。

二

一、在上文所羅列的文書中，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Pt.1188號背面第15篇文獻，明確地記載著發(fā)出信件的確切時間。但這種確切性僅僅是表面現(xiàn)象，實際上其時間是不一致的。因為Then-Phug只能是“天復”(901—903年)或“天?！?936—943和947年)年號，其第7年就相當907年或942年。因此，辛卯年(陰鐵兔年)就是871、931和991年等。我們可以把這一文書中的時間看作是臨時編寫的，絕不能夠因此而得出結(jié)論認為，這封信不會早于901年。

二、那些載有沙州王職官尊號的文書的時間，完全可以精確地確定，盡管這種精確度可能會有一年之差。

首先必須考慮漢籍中所提供的史料。但由于筆者本人并非漢學家，所以只能引證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材料。

沙州在848—890和893(或894)—919年間，系由張氏家族所統(tǒng)治；在890—893/894年間，又由篡權(quán)者索勛所統(tǒng)治；從919年左右到1036年間，便由曹氏家族所統(tǒng)治。

“節(jié)度使”一職只適用于851—905年和924—1036年之間。

“尚書”這一尊號最早是敕封給張議潮的(848—867或872年)，然后又敕封給張淮深(867或872—890年)。最后，在曹議金開始掌權(quán)時，也享有這一尊號(出現(xiàn)在920年6月)。

“太?！边@一尊號的出現(xiàn)，與沙州兩位統(tǒng)治者有密切關(guān)系。在869年的一卷敦煌文書中，就以這一尊號稱張議潮了，但只是作為追謚而于872年才正式敕封。稍后，曹議金也獲得了這一尊號，它比此人在820年6月到824年7月2日之間所享有之“尚書”的官階更要高。

“令公”是“中書令”的簡稱。這一尊號是于931年2月7日敕封給曹議金的。在933年10月到934年6月間，出現(xiàn)的這種簡稱形式大都是指他的。

“司徒”肯定是在942年12月到943年1月間，作為曹元深的職官名稱而出現(xiàn)的，但在其他地方出現(xiàn)過的這一尊號，也可能是指曹元德的(935—939年左右)。因此，這一職稱可能產(chǎn)生于937或938年。

“大王”于934年1月28日首次作為曹議金的尊號而出現(xiàn)。從此以后，每位沙州統(tǒng)治者的稱號中都附有此名。

根據(jù)這些漢籍史料，那些帶有沙州王爺尊號的藏文文書，可以通過下表來表示。

曹議金(920年左右—935年左右)于920年左右，Pt.1120背；沙州，曹尚書；920年左右以后，Pt.1284Ⅱ，太保；924—931年；鋼和泰藏卷：太保(925年)。

Pt.1284Ⅲ，河西北方節(jié)度使曹太保

931—935年左右，Pt.984Ⅱ背：河西節(jié)度

沙州　曹太保

Pt.1106背I，令公

曹元德(935—939年左右)

曹元深(939年左右—946年)

935年左右—946年，Pt.1188背IX，

河西節(jié)度使、司徒

三、為了確定Pt.1189正面文獻的時間，除了“大王”這一尊號之外，我們還應考慮到其中所提到的肅州附近的韃靼人這一事實。由于漢籍注意到了這一部族于958年派出了第一個使團，所以這卷文書本身似乎不早于950年。

四、我們同樣還應考慮到Pt.1081號寫本中的文件所發(fā)出的時間。這一文件是由一位尚書在某一鼠年發(fā)出的。一方面，在890年之前的沙州諸統(tǒng)治者們之中，“尚書”這一尊號始終由張議潮和張淮深所享有；另一方面，在920年左右則是曹議金。在此期間的鼠年，共有856、868、880……916、928等年。在這些年代中，當曹議金還不是沙州統(tǒng)治者的916年以及他已享有“太保”尊號的928年當然應排除在外了，所以發(fā)出信件的時間應該為856、868或880年。由于這卷文書說明，屬于沙州的吐谷渾人生活在與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Pt.1089號中所提到的相類似的組織形式，而后者則屬于吐蕃統(tǒng)治時代，這就更加強了我們將其時間確定為9世紀的做法。

五、這些文書上所蓋的印鑒非常有助于我們確定其時間。但令人遺憾的是，據(jù)我所知，唯有Pt.1124中的印鑒文字方可解讀。它肯定與陳祚龍所作的補存表中第16條的解讀相同，況且這一解讀已由936年的一卷漢文文書上的印鑒所證實。

六、有關(guān)最后7卷文書的時代，我們只能確定一個回旋余地很大的“有限時間”。

斯坦因Ch(千佛洞藏卷).73，Ⅶ，14號殘卷的時間，肯定應為848/850年之后，因為其中使用了“仆射”這一尊號和職官“刺史”，有關(guān)黠戛斯發(fā)動進攻的資料，又使我們將之確定在924年之前。

Pt.1082、Pt.1188背面第12篇文書和第14篇文書、Pt.2111號第7篇和第2篇文書，都以不同的方式與甘州回鶻汗國有所聯(lián)系。由于該汗國作為一種獨立的政體，只能是在900/905年之前的事，而在905—911年間，該汗國又與沙州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故而本文所涉及的文書可能為911年之后?，F(xiàn)在尚無法推定更為確切的時間，盡管Pt.1082和Pt.2111第7篇及第2篇文書反映了十幾年或數(shù)十年之后的形勢。

Pt.1256背面涉及一些于闐使節(jié)，因此可以將此文書與其他某些有關(guān)于闐的文書，確定在920年以后的時代。我希望將來能根據(jù)影印件和復制件，而確定一個更為接近的時間。

有關(guān)保存在Pt.44中的片斷(第1頁正面和第25頁背面，第24頁背面和正面)，唯一可以予以考慮的是，它們均寫于吐蕃對這些地區(qū)的統(tǒng)治垮臺之后。

三

因此，我們現(xiàn)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使我們設(shè)想一下在吐蕃統(tǒng)治垮臺之后，甘肅和于闐官府中使用藏語的歷史。

一、從內(nèi)容來看，這些文書的分類法如下：

在16卷寫本中，有10卷肯定是與從于闐到中原絲綢之路沿途諸小邦的外交和貿(mào)易有關(guān)。這些卷子是：

于闐統(tǒng)治者致沙州統(tǒng)治者的信(Pt.1106背面第1篇文書)。

沙州統(tǒng)治者致于闐統(tǒng)治者書信的引言程式或殘卷(Pt.984第2篇文書正面，Pt.1120寫本背面，Pt.1284寫本第3篇文書)。

于闐使節(jié)致沙州統(tǒng)治者呈牒的兩份草稿(鋼和泰藏卷背面藏文文書)。

于闐使節(jié)隨員的通行證(Pt.1256)。

于闐統(tǒng)治者致甘州一位謀臣信件的詳文(Pt.2111第7篇和第2篇文書)。

甘州回鶻可汗致沙州統(tǒng)治者的信(Pt.1082)。

Len—cu(涼州或靈州，頗難稽考)仆射致沙州和瓜州刺史的一封信之片斷(斯坦因千佛洞藏卷73，Ⅳ，14號)。

本處可能是朝廷所頒降的一道勅旨的引言程式(Pt.1188背面第15篇文書)。盡管它是一篇臨時所寫的習作性作品，但卻可以使我們猜測到，當時所通行的就是用藏文寫信或把勅令譯作藏文。

相反，只有3卷文書涉及沙州的內(nèi)部事務(wù)：其中一卷文書改正了某位吐谷渾奴隸的身份(Pt.1081)，另一卷文書是對3個人所下的命令(Pt.1124)，第3卷文書是肅州統(tǒng)治者向沙州統(tǒng)治者所作的報告(Pt.1189正面)。

對于所剩余的5卷文書，我們無法進行分類，因為簡短的提要及作為習作的詳文，均沒有向我們提供任何足夠的資料(Pt.44號第1頁正面；Pt.1188背面第9、12和14篇文書，Pt.1284第2篇文書等)。

二、從年代上來看，這些文書是相當一致的。

只有1—2卷文書是9世紀的作品，其一為856、868或880年(Pt.1081號)，其二為848—924年間之一馬年(斯坦因千佛洞藏卷Ch.73，IV，14號)。

另外15卷文書均為10世紀之作品。其中有1卷文書，我們有絕對可靠的把握將之確定在920—946年間；另一卷很可能是同一世紀下半葉的(Pt.1189正面)。

三、這些文書在內(nèi)容和時間上的一致性向我們表明，在吐蕃帝國垮臺之后，一般都不再使用藏語了，除非是在甘肅和塔里木盆地官府中的某些特殊情況。相反，到了920年左右，當于闐向中原出口玉和絲綢之路南段的貿(mào)易得到了發(fā)展或在停滯一段又重新活躍之后，出于歷史原因，唯有藏文才可以作為外交和貿(mào)易關(guān)系中的工具語言。這種解釋似乎稍微有些勉強。上文所研究過的文書的語言和外交特征說明，當時各民族之間的語言和文明關(guān)系實際上是相當復雜的。

（譯自1981年《亞細亞學報》第269卷，第1—2）

知識來源：鄭炳林，主編：《法國藏學精粹》卷一，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