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左右，筆者有幸聆聽了J·巴科的授課，其內(nèi)容是解釋關(guān)于5名霍爾人對高地亞洲北部考察的一篇藏文文書。巴科根據(jù)自己的習(xí)慣，親自翻譯和詮釋了該文獻，這既是為了他個人使用，也是為供從世界各地來到巴黎聆聽他授課的青年畢業(yè)生學(xué)習(xí)。當(dāng)時僅僅留下了一些為數(shù)不多的空缺，需要有補充資料，并承認(rèn)難以理解文書中某些極不明確的結(jié)構(gòu)。巴科利用手頭的《達斯大辭典》以及在他的卡片“格西”的啟發(fā)下，始終都滿腔熱情，回答所有的問題。但他從不向我們掩飾，對詮釋文獻困難程度的懷疑態(tài)度[1]。

實在說，從藏文觀點來看，我覺得這份文獻及其外來名詞表是比較簡單的。但它卻沒有完全使我們避免古典時期之前的藏文中習(xí)慣性的隱晦。相反，同一篇藏文文獻又向我們的少數(shù)高地亞洲專家們，提供了一篇引人入勝的讀物；真正的謎就隱藏在這里。我今天正是針對這一問題，而提出某些膚淺的看法以紀(jì)念瑪塞爾·拉露，她曾與我們一起勤勉地聽過這些課，并從此便使人對她的崇高的學(xué)者品德贊賞不已。

首先，我們應(yīng)該像過去一樣而提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我們的文書是怎樣形成的呢?它是否確實是5名霍爾人的真實報告呢?即他們是否向君主提供了有關(guān)居住在北方的國王(更確切地說應(yīng)該是一些部族)的一系列機密情報呢?本文書是否是向我們提供的原來用霍爾語講述或撰寫的原始報告的藏譯本呢?

最后，它是否是對一篇霍爾語文書的藏文編譯本呢?而這種改寫又程度不同地失真，沒有任何政治現(xiàn)實意義呢?

如果我們排除了假設(shè)(而且也沒有任何根據(jù))，即認(rèn)為5位霍爾人被吐蕃人阻截，被迫親口作報告，而他們的報告又同時被翻譯成藏文。我們只要承認(rèn)報告確實是用霍爾語(也就是某種突厥語)寫成的，那么我們就可以盡力更好地詮釋文書了。因此，我們是否應(yīng)該提出，我們今天的藏文文書是根據(jù)原突厥文而逐字翻譯的呢?肯定不是這樣。在這一點上，我同意杰拉爾德·克洛松先生的觀點，因為他不承認(rèn)我們的文獻是直接自突厥語譯出的。但我也不能茍同，他在推測直接譯文必須以在藏文文獻中具有要明確得多的突厥名詞為前提，并且出于同樣的原因，大家也完全有權(quán)利聯(lián)想到一種中介漢譯本時，所提出的論據(jù)[2]。

據(jù)筆者認(rèn)為，突厥名詞的藏文對音(除了由抄寫者造成的明顯錯誤之外)是無可非議的。它受藏文音節(jié)的語音體系支配，因而改變了非藏文詞的外來記音(我將于下文再回頭來論述這個問題)。出于同樣的原因，根本談不到過渡性的漢譯本，該報告中的突厥文名詞的拼寫法，與作為外來名詞對音的漢文體系是不相容的。

但我們對現(xiàn)有的藏文文書的研究如何了呢?它是否沒有向我們提供有關(guān)這一問題的任何資料呢?

然而，該文獻如同一篇文學(xué)作品一樣，有一個用硃筆寫成的標(biāo)題。巴科譯作《居住在北方的國王和部族狀況》，但我提出了一種更為直接的譯法《居住在北方的所有國王之書》[3]。文書的固有內(nèi)容之前是5位霍爾使者所寫的原文，他們是從前由霍爾國王派遣前往考察北方王統(tǒng)[4]。我這一次又提出一種略有差異的譯法；“《由從前根據(jù)霍爾國王的命令而被派去考察北方王統(tǒng)的5位霍爾人所寫的報告》，摘自保存在檔案中的一卷寫本。”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一部包括有一個考察團報告[5]的著作。相反，此書不是由5位霍爾人所寫，他們無疑都是優(yōu)秀的偵察員和卓有成效的間諜，但仍是文盲。此外，我們還應(yīng)該研究一下phyag-sbyal應(yīng)譯作“固有狀態(tài)”還是“檔案”。不過dpeblaā-pa絕不是“抄件”之意，至少在巴科翻譯的跋文中不具此意；“取自原狀的抄件一般都作此字。”[6]我傾向于把這一段文字解釋如下；代表著報告原狀的一卷寫本保存在檔案(如果賦予phyag-sbyal的這一意義是真實的話)中，成了現(xiàn)有寫本的基礎(chǔ)，本寫本不是其抄件，而是對原文的編譯(可能為刪節(jié))。此外，我認(rèn)為，隨著刪節(jié)和增補，而把某些錯誤帶進了報告的現(xiàn)存文本中。

對于跋文，我還要強調(diào)一件明顯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實。我們的文獻是以“從前”這一詞開始的。然而，這一詞組一般都是用于引入文學(xué)故事和神話故事。

下面就是居住于北方的各部族的地理分布，即在5位使者的報告中所描述的情況(括號中的數(shù)字指藏文寫本的行數(shù))。

銅城(Ba-Ker-Lgi)[7]，越過那里[8]便是突厥默啜(Drugu，Bug ?hor)，共12部族(8—11)。在東部是奚族(Dad-pyi，12—15)，該部族以東是貊勾麗(Mug-lig，15—18)。再往東[9]是蠻子百濟(Mon-baBeg-ce，18—19)，在他們以南是蠻族(Mon，20—21)。在奚族以北是韃子(Da-sre，21—23)，默啜族以西是九姓突厥(Drugu，23—27)，在他們以東是契丹(Ge-tan，27—28)，他們以東是奚族(29—30)。他們以北是喀喇毗伽爾(Ga-rabyi-gir，30—31)，接著就是多覽葛(Dole-man，31—32)。接著是棲身于以樺樹皮覆蓋的帳篷中的5個部族(32)；在這些部族以北和無涯湖畔是一個人數(shù)眾多的民族，未指出其名(32—35)。然后向下北部[10]轉(zhuǎn)便是契骨(Khe-rged，35—37)，在該部以北便是燕然(Ye-dre，37—39)7部族。在西部是鞠(Gud)人小部族(39—44)，接著向上北[11]轉(zhuǎn)便是古出古兒部(Ku-?hu-’ur，44—46)。該部族的后方[12]是阿跌(Hir-tis，46—47)兩小部，再向北便是吉爾特人(Gir-tis，7—49)部。接著向北是一個沙漠大沙丘[13] (49—50)。越過那里向北[14]是一個巨人部族(50—58)。越過巨人部再向北[15]便是無人居住地區(qū)(58—59)。由此再往北便是拔悉密(Ba-Sme，59—65)五部。下面是他們的歷史，可史襜(Ces-dum)、拔野古(Ba-Yar-bgo)和合督葛(Hi-dog-kos)三部。從那里向北便是仆骨部(Gokog，66)，從那里向西是近10個部族(66—69)。在這些部族以北便是沙漠沙丘大嶺(68)，越過那里[16]便是“天王”(Gnam，68)兩部。接著是有關(guān)“紅色小狗”(Ge-zirgu-?u)和“黑色小狗”人起源的傳說(68—84)，越過此地[17]之后便是無人居住地(84)。在此以西是葛羅祿三部和突騎施人(Du-rgyus，84—86)，在這些部族以東是曷刺(駁馬，86)三部。在大回鶻族(Ho-yo-hor)一側(cè)是泥熟部(Ne-?ag，86—88)，向北下方[18]轉(zhuǎn)去又是義毗樂谷爾族(I-byilkor，88—89)。向北上方[19]轉(zhuǎn)便是毗伽那部(Be-?a-nag，89—90)，由那里向北便是突厥駁馬部(DruguHa-layun-log，90—92)。在該部以北，越過了沙漠沙丘便是被稱為“牛蹄人”(Udha-dag-leg，92—94)的民族。在同一側(cè)[20]是突厥野人(94—110)，有關(guān)斷腿人的說法。

該報告的110行中列舉的各部族的方位似乎確實是相當(dāng)混亂的，有時候很難追尋從一個部族到另一個部族的路線。

為了克服這些困難，G·克洛松先生曾提議把這篇報告剪割成5篇小報告，相當(dāng)于5位使節(jié)的數(shù)目。據(jù)他認(rèn)為，現(xiàn)有的文本是由以下5部分拼合而成的；

第1篇報告；對默啜部和一直到達太平洋的東部地區(qū)的描述(7—23)。

第2篇報告；有關(guān)默啜西部、北部和東部近鄰的報告(23—31)。

第3篇報告；一幅部族名表以及他們那比較含糊的方位(31—59)。

第4篇報告；默啜以北的各部族(59—84)。

第5篇報告；默啜以西的部族(84—110)。

5篇報告的理論，明顯是以各篇報告的出發(fā)地，都是默啜地區(qū)的假設(shè)為基礎(chǔ)的。事實上，在第3篇報告中，我們不能發(fā)現(xiàn)與默啜有關(guān)系的任何內(nèi)容。至于第1篇報告，它是從銅城而不是由默啜開始的。第2篇報告雖從默啜開始，但其中提到的其他地區(qū)則與它沒有任何關(guān)系。最后，在第4和第5篇報告中，默啜也沒有起假設(shè)的中心作用。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在報告中發(fā)現(xiàn)，幾乎是每個部族都位于與前者相比較的方位，而沒有注意一個中心地方。我們?nèi)阅軓闹邪l(fā)現(xiàn)一條艱難的道路，而且有的地方也變得相當(dāng)含糊不清。

此外，我們很難想象執(zhí)行霍爾國王命令的5位霍爾人騎馬登程，各自向一個方向前進。一旦使命完成之后，他們又根據(jù)一項共同的計劃而重新出現(xiàn)在游牧王宮中，各自呈交他們個人的報告以便機械地把它們拼合在一起。

完全相反，我們覺得5位使節(jié)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在報告中匯報的民族和地區(qū)。這就是使我們窺視到完全缺乏任何有關(guān)人員，以及在一次艱難的長途和肯定也是危險的旅行中，不可避免的事故之內(nèi)容。他們肯定沒有看到蠻族人是如何善于游泳，也沒有見過奚族人頭人是怎樣在其先祖的頭顱杯中飲酒，甚至也沒有看到長生不老的巨人或者是斷腿人。因此，他們是怎樣知道12部族都是哪些人，唯有回鶻部族擁有6000名土兵、契丹人在飼養(yǎng)家畜(牛、羊、馬)和語言方面都酷似吐谷渾人呢?他們是從哪里得到資料的呢?據(jù)這些資料記載，當(dāng)時默啜的國王阿史那部的王國很繁榮，他從沙漠的大沙丘一側(cè)統(tǒng)率其部隊，突厥人中最好的馬匹都來自駁馬部。

一切都是通過傳聞。他們本人也不只一次地依靠他們的這種重要情報來源；“在巨人地區(qū)以遠(yuǎn)，我們未曾聽說那里有過人類；然后又是；在此以遠(yuǎn)，我們未曾聽說那里有過人類。”他們忠實地報告了所見聞的有關(guān)外地部族的一切情況；這些部族的現(xiàn)狀、歷史和民間故事等。為了搜集這些情報，同時又避開與不懂突厥語的部族互相了解的困難，只有前往商隊大道的十字路口。在那里可以很容易地交換情報，甚至還可以得到有關(guān)遙遠(yuǎn)地區(qū)的新聞。他們是在默啜地區(qū)，還是在敦煌這樣作的呢?

5位使者的報告是怎樣反映在現(xiàn)今的藏文文本中的呢?為了更為明確一些，我們是否可以確定突厥文本和藏文本之間的區(qū)別呢?由于我們沒有得到突厥文本，所以這種差異只能勉強領(lǐng)會到。然而，真正報告的開篇處，揭示了突厥文之外的另一種起源。很可能是某些情報對于霍爾人國王來說，沒有多大益處，后來又被加入原文中了。據(jù)這篇報告來看，有一個部族被吐蕃人稱為“奚”(He)，被漢人稱作“奚子”，被突厥人稱作Dad-pyi；有一個地區(qū)被突厥人叫作貊勾麗，漢人稱之為高麗，有幾個部族被吐蕃人稱為九姓突厥。很明顯，這是在有關(guān)突厥、吐蕃和漢人的資料毫無困難地混雜在一起的背景下，由撰寫其文的一名藏族作者所作的注釋。我們首先應(yīng)當(dāng)想到沙州(包括敦煌)，吐蕃人于787年和848年之間占據(jù)了那里。這就是說藏文文本的撰寫時間應(yīng)為8世紀(jì)下半葉或9世紀(jì)上半葉。

我們對于Hor和Drugu這些民族的研究進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巴科(同上引書，第13頁注①)又步伯希和的后塵，毫不猶豫地把霍爾考證為回鶻，把Drugu考證成突厥。事實上，這種考證可能是正確的，而在某些年代范圍內(nèi)則肯定是正確的，否則就是圍繞著這些族名而出現(xiàn)了混亂。在藏文文本中，對Hor和Drugu的互相矛盾的用法曾多次引起了爭論，最近一次是由托瑪斯討論的[21]。

這兩個民族主要是出現(xiàn)在古代的某些宗教文書中[22]。例如，據(jù)《牛角山授記》記載，各種族的蘇毗、霍爾和突厥人的軍隊，曾在一個未能考定的時代進攻過于闐[23]。《僧伽伐檀那羅漢授記》同樣也提到了各種族的突厥人的敵對軍隊，同時還有吐蕃贊普的軍隊和拔悉密的軍隊，由大食人指揮[24]。如果看到有關(guān)三個不信佛教的部族的同樣資料，反復(fù)出現(xiàn)在《于闐授記》中，那也不是毫無意義的。藏文文獻中的三個部族So-byi、Dru-gu和Hor也出現(xiàn)在同一部著作的漢譯文中，分別作蘇毗、突厥和回鶻。漢譯文是由甘州的法成在9世紀(jì)上半葉譯制的。此外，法成還是《賢愚經(jīng)》的譯者。這就意味著，在法成心目中看來，Hor就是回鶻人。據(jù)他認(rèn)為，Dru-gu是指突厥人，更可能是指西突厥人，或者是生活在他們古老領(lǐng)土上的突厥(或其他)居民[25]。

650—747年的敦煌吐蕃紀(jì)年，在675—736年之間多次提到了突厥人。我們于此還可以把他們考證為西突厥人[26]。

在突厥汗國隨著回鶻人的出現(xiàn)而崩潰之后，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使用Dru-gu這一民族名稱時，發(fā)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這一名稱仍然一成不變地使用，但從此之后則是指回鶻人了。在來自敦煌的一份漢—藏辭匯表中，我們確實發(fā)現(xiàn)Dru-gu一名譯作漢文的“回鶻”，Dru-gurgyal-po譯作“回鶻王”[27]。這份辭匯表的時間應(yīng)為9世紀(jì)初葉，當(dāng)時吐蕃王朝已達到了其鼎盛時期。我們確實還可以從中讀到，Bod-kyibcan-po，即相當(dāng)于漢文中的“吐蕃天子”，與Rgyalrǐe(即“漢天子”)相對應(yīng)。盡管漢人有傳統(tǒng)的帝號，但漢地皇帝在藏文中僅僅作“王”，完全如同’A—?ar?e在漢文中作“退渾王”或“吐谷渾王”一樣。很明顯，在821—822年的拉薩會盟碑的藏文碑文中，Dru-gu(東側(cè)第14行)確實是指回鶻人而不是突厥人[28]。

在古文獻中使用的民族名稱“霍爾”，同樣也引起了一些嚴(yán)肅的問題。我們不應(yīng)僅僅停留在沒有時間的經(jīng)文中，對霍爾一名的古老記載，還將考慮其對音，即法成采納的“回紇”一名。但這種對音似乎古老了一些，至少是早于突厥汗國的崩潰之前，所以“回紇”[29]這種寫法符合其時代。在此背景下，我們饒有興味地發(fā)現(xiàn)，民族名稱“霍爾”在敦煌本吐蕃紀(jì)年和王統(tǒng)世系牒中，都未出現(xiàn)過。“霍爾”一名又出現(xiàn)在格薩爾史詩中，因此是在一個明顯較晚的時代。它于此具有雙重意義；首先指甘州回鶻人，然后是指元代的蒙古人[30]。此外，據(jù)托瑪斯先生認(rèn)為，“霍爾”一名在一系列的例證中不可能指回鶻人[31]。

對于突厥人和霍爾人在報告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又作何感想呢?

Drugu一詞在6/10的例證中都是指一種語言；銅城、奚和貊勾麗都是突厥語言的名稱，Kog-o-yog是突厥語中“箭豬”的名稱。迷路的兩士卒用突厥語向一少女致意，狗和女子們也用突厥語講話并以手勢相助。“突厥九姓”是吐蕃人對一個部落聯(lián)盟的稱呼。文中有3次記載涉及民間故事；兩名迷路的士兵重新返回了突厥地區(qū)，自天而降的一只狗在一所突厥人住宅前，劫持了一女子。突厥野人也曾在一個故事中出現(xiàn)過。

“突厥”一名還出現(xiàn)在“突厥默啜”、“突厥葛羅祿赫連啜”(DruguGu-Loggol ?hor)和“突厥駮馬部”(DruguHa-Layun-Log)等短語中。來自這后一些地區(qū)的馬匹被認(rèn)為是“突厥馬”。

總而言之，Drugu一名在本報告中不單獨指一個固定的民族和地區(qū)。

同樣也頗具意義的是，我們可以從在報告中出現(xiàn)的“霍爾”一名中，得到某些資料。

霍爾人的國王派遣5名霍爾人前往打探北方的王統(tǒng)情況。下面就是5位霍爾人使節(jié)認(rèn)為應(yīng)向其國王匯報的情況；

“契骨”部向霍爾人進獻灰鼠皮。

“燕然”部不斷與霍爾人作戰(zhàn)。

“鞠”族人向霍爾人進貢野獸皮。

“斛薜”族不聽命于霍爾人，他們長期與霍爾人作戰(zhàn)。

“阿跌”族人有時是霍爾人的敵人，有時又為其盟友。

“拔悉密”人、霍爾人和葛羅祿人結(jié)盟，共破默啜可汗之汗國。

霍爾人和葛羅祿人殺死了拔悉密可汗，拔悉密諸族四散。

“毗伽那”族與霍爾人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

在閱讀這張情報表的時候，我們不禁會思忖；5名使者怎會向霍爾國王匯報其霍爾本民族的情況呢?因為國王肯定對此十分熟悉。對這一問題僅有一種能夠成立的答案；5位使節(jié)不屬于他們向其國王匯報各自所作所為的那個民族。為了找到于其中所發(fā)現(xiàn)的混亂的答案，不必舍近求遠(yuǎn)。報告的標(biāo)題及其跋文是由藏族撰寫者后來補進去的。同樣，關(guān)于“北方”的定義也是由藏族作家確定的，報告中列舉的民族和地區(qū)都位于“北方”，但都是與吐蕃，而不是與霍爾相比較。

因此，我們很難接受巴科的觀點，即認(rèn)為“回鶻王注意探聽，他為了在那里定居，而新近占領(lǐng)的一個地區(qū)的北方，到底有哪些近鄰”。回鶻人并非北方的新來者，他們數(shù)世紀(jì)以來就在那里生活。人們無須在745年形成其汗國的翌日，就對附近民族進行考察。

事實似乎更可能是5位被派往“考察北方王統(tǒng)”的人，屬于位于塔里木盆地某一地區(qū)的一個突厥人居住中心。但使者是否是為突厥汗服務(wù)的突厥人呢?這是可能的。然而這種假設(shè)，卻向我們提供了解開一個謎的鑰匙，因為報告人及其國王本人都是突厥人。

下面就是我對報告中提出的問題的某些簡介。

1.銅城(Ba-kerpalig)。據(jù)伯希和的一條注釋認(rèn)為(上引巴科文，第15頁)，這里是指Baq?rbal?q，意為“鋼城”。伯希和的復(fù)原是無可非議的[32]，而且“銅城”也在其他文獻中出現(xiàn)過。杰格列迪先生指出，在一個仿效《貝赫拉姆·索賓，波斯的啟迪文學(xué)》歷史的傳說中，伊朗的大英雄經(jīng)過7程而渡過了阿姆河，一直挺進到圖蘭人的首府銅城，在那里殺死了阿賈斯波。據(jù)他認(rèn)為，“銅城”一名在阿拉伯文中作Mādinatus-supriya，在波斯文中作Di?-irōyin或Royindi?，它們完全相當(dāng)于突厥文中的Baqirbaliq[33]。

事實上，毫無懷疑，這些傳說故事反映了一種真正的地理背景。這里絕不是指一個缺銅的地區(qū)，而恰恰相反。我們僅僅需要提一下，喀什噶里在11世紀(jì)時于其辭典中搜集了Baq?rl?g一詞，即位于巴喇哈遜附近一個地區(qū)的名稱。在同一部辭典中，我們還可以完全正確地發(fā)現(xiàn)baq?rlirtar這一詞組，意為“銅山”[34]。

無論如何，我們完全有把握地確定銅城的方位，其漢名Ji-’ur則尚未被解讀出來。盡管如此，該報告是以提及我們的這一城市而開始的；“該地區(qū)的漢名叫Ji-’ur，在突厥文中叫Ba-kerpa-lig”，都指銅城。這里是指哪一個地區(qū)呢?肯定是指5位使者的故鄉(xiāng)，而于此則是藏文本的編撰者在講話。

2.默啜(’Bug-?hor)。在突厥默啜人中，共有12個部族[35]。這些部族沒有國王，擁勝兵6000。在默啜西部是“九姓突厥”。拔悉密五部、霍爾和葛羅祿諸部破默啜國王可汗之國。當(dāng)默啜國王“阿史那可汗”(?a-makha-gan)的王國繁榮昌盛時，他統(tǒng)兵自沙漠沙丘一側(cè)出擊[36]。其軍隊無法從那里通過，其中有兩人迷路(接著是他們與黑色狗和紅色狗的故事)。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突厥默啜和默啜是指同一部族。對12部的描述，在撰寫報告的時代，是有充分根據(jù)的。但阿史那可汗的繁榮國度，在很久之前就不存在了。甚至其汗國在葛羅祿人及其盟友的打擊下而覆滅，也是相當(dāng)遙遠(yuǎn)的歷史事件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能把Bug- ?hor考證成東突厥汗國。

此外，’Bug-?hor也是古典之前的藏文書中常見的一名。據(jù)F·W·托瑪斯先生認(rèn)為，此名詞系指甘肅西部，即羅布淖爾地區(qū)[37]。

這種方位考證，應(yīng)該說基本是正確的。我們僅僅能提出的懷疑是，在《世界境域志》中，它確實與以Bursur的形式出現(xiàn)的名詞為同一地。據(jù)那位波斯作家認(rèn)為，這是一座屬于中國的大城，那里居住有許多從各地前來的商賈。該城(或者是地區(qū))位于甘肅省的西北部[38]。

事實上，藏文’Bug-?hor只能是漢文“默啜”的對音，而默啜又是東突厥人阿波干可汗(631—716年)的尊號，他是骨咄祿可汗的弟弟、毗伽可汗和闕特勤的叔叔。藏文中的’Bug是漢文“默”很規(guī)則的對音[39]。藏文對音則反映了’Buk-?ur(默啜)的原形。伯希和認(rèn)為，其漢文對音應(yīng)復(fù)原為B?g-?or[40]。

無論如何，本報告中的“默啜”是一個地名，可能相當(dāng)于一個較小的部落聯(lián)盟。我們很感興趣地指出，大家在一篇漢文書中發(fā)現(xiàn)“默啜突厥”是完全相當(dāng)于藏文文書中的Drugu’Bug-?hor的部族[41]。

3.九姓突厥(Drugurusdgu)。他們位于默啜以西。九姓的大首領(lǐng)為“回鶻都督”(U-yi-kordo-tog)[42]，后來成為可汗。其族為藥羅葛(Yaq-le-ker)。

藏文中的Drugurudgu完全相當(dāng)于漢文中的“突厥九姓”或“九姓突厥”。唐代的漢籍便采用這一名稱指九姓烏古斯(ToquzOguz)。此外，同一批漢籍還向我們提供了有關(guān)另一個九姓集團的資料，即“回鶻九姓”，相當(dāng)于ToquzUirur。由這兩個部落聯(lián)盟所提出的問題，很久以來就引起了爭論，但在許多問題上仍繼續(xù)存在著分歧[43]。

然而，大家卻一致指出，九姓突厥的部族名稱，出現(xiàn)在鐵勒的部族名表中。相反，九姓突厥和九姓回鶻的部族名稱，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guān)系。唯有九姓突厥的第一個部族叫“回鶻”，九姓回鶻的第一個部族叫藥羅葛。

如果考慮到報告中的“九姓drugu”是由藥羅葛族的“回鶻都督”(后變成可汗)[44]統(tǒng)治，那么我們就可以把Drugu解釋為“回鶻”。正如我們于上文已看到的那樣。這一解釋可以由9世紀(jì)上半葉的藏文文獻得以證實，當(dāng)時的民族名稱Drugu確實是指回鶻的。然而，在此情況下，我們又不知道該如何解釋Hor和Ho-yo-hor等名稱了。

總而言之，一切都使人認(rèn)為，仍應(yīng)于此賦予Drugu一詞“突厥人”之意，九姓突厥的第一個部族就是回鶻族。本報告的作者深知當(dāng)?shù)氐男蝿荩€提議把回鶻人具體解釋為藥羅葛人，而不是Hor或Ho-yo-hor這種同類的名稱。

4.Ho-yo-hor(回鶻)。一部族，擁兵6000[45]。吐谷渾人有時與回鶻人爭斗，有時又與之結(jié)盟。尼熟人(Ne-sag)從回鶻人一側(cè)向教法堪布致敬，他們依靠這種歸順而統(tǒng)治回鶻人。

至于Ho-yo-hor和Ho-yo-’or這些藏文對音詞，它是以Huirur和Hui’ur(回鶻)等形式為基礎(chǔ)的。后面這些寫法都以于闐文獻中的下列形式為基礎(chǔ)；hvaihu、ra、hvaihūra、hve、hvu、ra和hvehra-ra[46]，而它們又與漢文的“回鶻”有關(guān)，“回鶻”是對huixrur或Uixur的對音。

Ho-yo-hor?e中的ce不是漢文，而是藏文，它是?he(大)的前古典形式。“大回鶻”如同“大突厥”一樣，“大”在這兩種情況下，應(yīng)意為“真正的、標(biāo)準(zhǔn)的”，與“小”、“高”和“低”等同時存在，后者均為次要的部族組成的名稱。

那么又該如何解釋’U-yi-kor和Ho-yo-hor呢?這些對音詞與同一個民族名稱相差該多么懸殊啊!不會有多大困難。藏文本的作者沒有辨認(rèn)出以回鶻文寫法Uirurtutuq(回鶻都督)中第一部分內(nèi)容是一個民族名稱，因此他將此做了大略地對音。相反，以Ho-yohor這種形式出現(xiàn)的“回鶻”民族名稱，則是他非常熟悉的，他準(zhǔn)確地使用了這種辦法。

總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Ho-yo-hor(Ho-yo-’or)完全如同其于闐文對音一樣，不用以指普通的回鶻人，而僅僅是指從687年到達的回鶻開拓者。他們在回鶻汗國形成之前來到了甘州、沙州和甘肅的其他重要中心。

5.駮馬部(Ha-la-yun-log)。這是一個人數(shù)眾多和繁榮昌盛的突厥部族，突厥駮馬[47]即來自該部之中。

這種藏文對音使人聯(lián)想到了一種突厥文形式Halayondlug，其意為“有駮馬的部族”。在突厥文獻中，ala很早之前就具有“雜色的、斑駁的、帶斑點的、雜色皮毛、兩色皮毛的”之詞義，參閱《突厥方言辭典》第32頁。yont或yond(后者是烏古斯方言的典型形式)具有“馬匹”之詞義，同樣也是很古老的名詞了，見《突厥方言辭典》第280—282頁。最近，大家開始讀作yunt(yund)，藏文對音傾向于yond這種讀法。

毫無疑問，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相當(dāng)著名的烏古斯部族。在由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提到的22個部族的名表中，第17個部族叫駮馬部(Alayondlur)[48]。這一烏古斯人的部族名稱又由拉拖特以Alayontli的形式繼承下來了。該族屬于烏古斯的左翼，是塔黑汗[49]的第三部[50]。阿布·哈齊在烏古斯諸部中還提到了Alayontli部，他向我們提供了“擁有駁馬者”的正確解釋[51]。經(jīng)過一番斟酌之后，我們覺得報告中指出的方位似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烏古斯駮馬部位于毗伽那(欽察部)之東[52]。

我們?nèi)孕枰朗欠裎ㄓ旭曬R部才擁有斑色馬。然而，我們在《舊唐書》中讀到，638年左右，于西突厥汗國形成之后不久，駁馬部隨拔悉密、結(jié)骨、觸木昆(一個西突厥部族)和火尋(花剌子模)內(nèi)附。據(jù)《新唐書》記載，駁(駮)馬部又稱為“弊刺”或“遏羅支”。此名正代表著從其對音來看應(yīng)為“遏羅支”的一個部族的土著名稱。

在經(jīng)過一段較長的時期之后，同一部族名稱又重新出現(xiàn)了。這就是阿布·哈齊在有關(guān)韃靼人的章節(jié)中，所告訴我們的情況，在黠戛斯(結(jié)骨)部附近地區(qū)，駐扎著一些游牧民，其馬匹都是駁色的。其由此而獲名的城市叫作Alaq ?in(駁馬國)[53]。

6.牛蹄部人(Udha-dag-leg)。在突厥駮馬部之北，于沙漠大沙丘以遠(yuǎn)，生活有被稱為“牛蹄人”的民族。其腳酷似牛蹄，其體遍長汗毛，為食人生番[54]。

藏文對音反映了Udhadaqlir的突厥文形式，意為“牛蹄人”。對于這一突厥名詞的解釋，不會引起困難，它是由ud(牛，牛類)和adaq(蹄)再加上后綴-lir(擁有，長有)而組成的〔55〕。

胡嶠在10世紀(jì)中葉于契丹人中的行紀(jì)中，也向我們提供了有關(guān)這些奇怪人類的情況。他斷言在黑車子以北是牛蹄突厥人，他們?nèi)松砼Ｗ恪Ｆ涞赜群鹘?jīng)那里的水叫作葫蘆河(瓠河)，夏秋冰厚2尺，春冬冰徹底[55]。

我不完全堅信Udhadaq是指使用雪鞋。但我可以指出，在一位天神英雄的諸多特征中，首先是長有如同牛蹄一般的腳[56]。

7.紅狗和黑狗。“最早的一批狗自天而降，是一只紅狗和一只黑狗(72—78)……它在突厥人的一所房子附近劫持一少女。當(dāng)它與該少女婚合時，所生男孩為狗，女孩則屬于人類和真正的姑娘。紅狗一宗叫作Ge-zirgu-?u，黑狗一宗叫作Ga-ra-gu-?u。這些狗及其夫人以突厥語互相交談并以手勢相助。”

Ge-zirgu-?u是突厥方言Q?z?rkü?ü(紅色小狗)這種拼寫法的對音。Ga-ragu?u代表著Qarakü?ü(黑色小狗)。Qaīzir應(yīng)歸納為突厥文qīzīl(紅色的)；kü?ü嚴(yán)格地來說應(yīng)為kü?ü或kü?ük(kü?üg)，意為“小狗”[57]；qara是“黑色的”，無須解釋。

這一與北方某地有關(guān)的傳說的部分內(nèi)容，均見諸胡嶠的游記中。下面就是沙畹的譯文；“只北(與室韋人相比較)，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58]

8.青年女子和兩名迷路的人。在阿史那可汗的一次征戰(zhàn)中，其軍隊中的兩人在沙丘中迷路。在他們長途跋涉中，于狗國遇到了一青年女子(狗的夫人)，她在諸狗的幫助下逃走并重返突厥人地區(qū)[59]。

這一次，我們?nèi)钥梢栽诤鷯挠斡浿姓业较鄳?yīng)的段落。狗妻前往幫助一名落入狗國之中的漢人，以使他能逃走；“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余只，教其每走十余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60]

9.“黑車子”(Ga-ragan-lig)。在多少顯得有點混亂的有關(guān)巨人的歷史故事中，這是放牧其牛犢和綿羊的牧人名字。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民族名稱，曾以漢文“黑車子”的形式出現(xiàn)過。“黑車子”是一個特殊的部族名稱，出自室韋。漢文載籍中一致斷定，他們最擅長于制造車子[61]。

Ga-ragan-lig即突厥文Qaraqanql?r，這是一個部族名稱的突厥文形式(他們很可能操一種蒙古語)。從突厥文觀點來看，qanqlir頗為引人注目，因為它可以使人猜測到一個詞qang，意為“車子”，但把它比定另一個著名的詞qanqli(雙輪車)則沒有得到充分的證實[62]。

10.古出古兒(Ku-?hu-’ur)，這是一個生活在“鞠”人西北的部族，在其后便是阿跌兩小部。那里是一個強大邦國。他們不聽命于霍爾人(回鶻人)并經(jīng)常與之發(fā)生爭戰(zhàn)(44—46)。

我們毋須尋求非常具體地確定該部族的方位，便可以試圖將此看做是乃蠻人的一個著名部族古出古兒(Kü?ügür)。在《元朝秘史》中則以Gü?ügüt或Gü?ügüd(古出古惕)等形式出現(xiàn)過，其復(fù)數(shù)形式為Gü?ügür(古出古兒，§138、158、202、211、243、244、251)；Gü?ügüt(古出兀惕，§141)；古出古兒部(§177)。毫無疑問，它與作為人名使用的詞是指同一個民族名稱；伯速惕人的古出古兒(§124、202、223)、古出古兒(§120、124)和木匠古出古兒(§223)[63]。

無論如何，Ku-?hu-’ur很可能應(yīng)讀作Kü?ü’ür，這是一個很著名的乃蠻部族的名稱。這一部族存在于報告為之確定的地區(qū)，與我們可以接受的乃蠻人古代史的情況非常吻合。質(zhì)言之，他們歷史中的這一時代僅僅曾被略有觸及，因為今天的所有人都一致承認(rèn)，在元代史料中出現(xiàn)的乃蠻語仍有豐富的突厥文詞匯[64]。因此，乃蠻八部(至少是其部族中的某些)，從語言學(xué)角度來看，很可能是蒙古化了的突厥人。

以這種形式出現(xiàn)的古出古兒部，主要是蒙古文而不是突厥文，它在古文獻和現(xiàn)代突厥方言中都未曾出現(xiàn)過。即使在蒙古文中也很少出現(xiàn)，但卻出現(xiàn)在《元朝秘史》中；kü?ügür之意為“野鼠”(§89)[65]，我們應(yīng)將之比定為kücügüne(鼠，§111)。

11.突厥文的藏文對音。下面的考釋僅僅是有關(guān)報告中，明顯與用藏文所寫的來自敦煌和8至9世紀(jì)的突厥文獻，不同的那些對音[66]。

很明顯，如果想找到一種明確的、嚴(yán)格的、由藏文本的作者采納的，用以轉(zhuǎn)寫突厥文的體系，那也是一種錯誤。事實上，這是一種約略的體系，其嚴(yán)格程度不同，有許多不符合規(guī)則的情況。但它有一個嚴(yán)肅的基點；它尋求適應(yīng)于當(dāng)代前古典藏文的寫法。

下面就是某些對音規(guī)則。

突厥文聲母q(k)和t一般均譯作g和d[67]。

q=g；黑色的(Ga-ra=Qara)，黑車子(Ga-raganlig=Qaraqanglir)，小黑狗(Ga-ragu-?u=Qarakü-?ü)，“黑車子”中的“車子”(ga-lig=qangl?r)，葛羅祿(Gar-log=Qarluq)，拔野古(Ba-yar-bgo=Bararqu)[68]契丹(Ge-tan，Q?ta)，“紅色小狗”中的“紅色的”(Ge-zir=Q?z?r)。唯有可汗(Kha-gan)[69]例外。

k=g；黑色小狗(Ga-ragu-?u=Qarakü?ü)，紅色小狗(Ge-zirgu-?u=Q?z?rkü?ü)，可史襜(Ges-dum=Ke?tim，克什的迷)，俱錄屈啜(Gu-loggol?hor=külügkül?ur)。唯有古出古兒(Ku-?hu-，ur=kü?ü，ür)例外。

t=d；奚(Dad-pyi=Tatb?)[70]突厥(Drugu=Türk)，突騎施(Türgi?)，都督(do-tog=tutuq)[71]。

音節(jié)中的尾輔音都根據(jù)藏文的綴字法作了調(diào)整；

q=g；城市(Pa-lig=bal?q)，葛羅祿(Qar-log=Qarluq)，奧格拉克(Og-rag=Orraq)，都督(do-tog=tutuq)，“牛蹄人”(Udha-dag-leg=Udhadaq-l?r)。

k=g；貊勾麗(Mug-lig=Müklig)[72]大食(Ta-?ig=Ta?ik)。?＝s；突騎施(Du-rgyus=Türgi?)、可史襜(Ges-dum=ke?tim)，阿跌(Hir-tis=Hirtis)，沒密施(Yer-myis=Yermi?)[73]。

襜=n，與交替使用；契丹(Ge-ta=Q?ta)。

有關(guān)對元音的記音，應(yīng)該特別指出以下現(xiàn)象。

?＝e；契丹(Ge-tan=Q?ta)，小紅狗(Ge-zirgu?u=Q?z?rkü?ü)，銅城(Ba-kerpa-lig=Baq?rbal?q)，拔悉密(Ba-smel=Basm?l)，牛蹄人(Udhadaq-leg=Udhadaq-l?r)。其例外是；城市(pa-lig=Bal?q，在銅城一名中)、黑車子(ga-ragan-lig=qaraqangl?r)，巴爾息(Par-sil=Barsil)[74]。

u=o；回鶻(Ho-yo-hor=Huirur)，都督(do-tog=tutuq)、默啜(’Bug- ?hor=Bük- ?ur)，葛羅祿(Gar-log=Qarluq)，拔野古(Ba-yarbgo=Bayarqu)，駁馬部(Ha-layun-log=Halayondlur)，回鶻(’U-yikor=Uirur)。

ü=u；突騎施(Du-rgyus=Türgi?)，突厥(Drugu=Türk)，小狗(gu-?u=kū?ū，在紅色和黑色小狗中)、默啜(’Bug-?hor=Bük- ?ur)，古兒出兒(Ku- ?hu-’ur=Kü- ?ü’ür)[75]。

在回鶻(Ho-yo-hor=Hoihor=Huirur和’U-yi-kor=Uirur)中，很可能指對oi和ui的二合元音的錯誤記音。

某些在藏語中不存在的突厥語音節(jié)，就用藏語音節(jié)代替了。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解釋用Drugu代替Türk(突厥)[76]和在可史襜中用dum一音節(jié)代替了dim。

這種藏文綴字法就造成了帶有不發(fā)音的多余前綴和后綴的錯誤形式。如拔野古(Ba-yar-bgo)和葛羅祿(Gar-logs)。拔悉密(Basmel)的寫法并不僅僅是抄寫者的錯誤，而且還可以通過以下事實來解釋；處于這一位置上的前綴在抄寫者的語言中是不發(fā)音的。駮馬部一名中的Yun-log應(yīng)追溯為古代的Yund-log。這同樣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它證明抄寫者語言中的復(fù)后加字da正趨于不發(fā)音的過程中[77]。

12.聲母h。該報告中提供了某些帶有一個聲母h的突厥文名詞。如ha-dag=hadaq(蹄、足，在“牛蹄人”中)，ha-la(駮色的，在“駮馬部”中)，hirkin(乙斤，一種職務(wù)的名稱)，Ho-yo-hor和Ho-yo-’or(回鶻，部族名稱)，Hir-tis=Hirti? (阿跌，部族名稱)。在有待核實的問題中，我們尚保留了以下尚未考定的名稱)。Hi-dog-kas(部族名稱)，Ha-ti(部族名稱)和Hi-kilrkorhir-kin(一位部族首領(lǐng)的名字)。

我們一開始就試圖把這個在古突厥文中出乎意料的聲母，看做是一種漢文對音的反映。實際上，伯希和曾多次強調(diào)以下事實；在唐代的漢文對音中，外來詞的元音聲母有時要對作聲母hia，也就是前面附有喉音成分(r-)的外來聲母。據(jù)他認(rèn)為，這類喉音成分(在由h-記載的藏文對音中)是不同源的[78]。

我經(jīng)過仔細(xì)研究之后，還應(yīng)該指出，本報告中的聲母h的記音是與漢族對音法中的記音獨立無關(guān)的，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指一種語音上的細(xì)微差別，而其他的書寫法中是無法記載到的，從現(xiàn)在起就應(yīng)該指出這一點。

在漢文對音領(lǐng)域中，我僅提一下那些最為著名的詞；合(Halp，alp，勇敢者、英雄)，胡祿(hulur、ulur，大的)，加蘭(halon，ala，駁色的)、頡斤(herkin，irk?n，irkin，職務(wù)名稱)，頡利發(fā)(heldib?r，ult?b?r，職務(wù)名稱)，回鶻(huirur，uirur，部族名稱)。

在某些現(xiàn)代突厥語(烏茲別克語、現(xiàn)代維吾爾語、阿澤里語等)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聲母h的零星殘余。但大部分突厥學(xué)家都把這一聲母看做是在晚期出現(xiàn)的。最近，多埃菲先生提醒大家注意，在伊朗所操的一種古突厥語，即赫勒支語。但這種語言似乎在與明顯為元音的聲母，形成一種很明確的對照的同時，又保留了聲母h[79]。

現(xiàn)在已為人所知的赫勒支語的一些不多的標(biāo)本，又向我們提供了ha-dag(hadaq，蹄，腳)一詞，在本報告中則是以hādāq之形式而出現(xiàn)的(多埃菲，同上引書，第106頁)。作為例證，我們還應(yīng)提出；ha?r(男人)、hara? (樹)、hot(火)，hā??x(苦澀)。用藏文轉(zhuǎn)寫的突厥文獻中沒有聲母h，這一點不會使人感到驚奇，因為其對音法與本報告中不同。但我們還可以認(rèn)為從中能夠發(fā)現(xiàn)，在普通元音聲母與前面附有停頓性的喉音(用小阿字符號來表示)之間，對立的遺跡。我僅滿足于提出一個例證；’ā(月亮，多埃菲上引書，第97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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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出于偶幸,我在聆聽這些課程時所作的那些早于由巴科發(fā)表的藏文本和譯文的筆記在歲月的變遷中仍保留下來了。但這一譯文實際上與近30年之后發(fā)表的譯文相同。他對高地亞洲的名詞術(shù)語所作的簡單注釋,不會向我們提供多少內(nèi)容了(當(dāng)時他可能還不知道伯希和所作的同樣是很簡單的旁注),因為他的注釋主要是對某一藏文術(shù)語的翻譯。參閱J·巴科:《8世紀(jì)5位回鶻使者對北部高地亞洲的考察》,載《亞細(xì)亞學(xué)報》第224卷, 1956年,第137—153頁,后又另行發(fā)表于《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高地亞洲寫本》(伯希和特藏)第4卷,巴黎1957年版,共17頁和3幅未編號的圖版。

[2] G·克洛松；《論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第1283號》,載《亞細(xì)亞學(xué)報》第245卷,1967年,第13頁。

[3]巴科在其1927年的譯文中曾提議將其標(biāo)題定為《北方王統(tǒng)世系》,他肯定是以rgyal-rabs(王統(tǒng)世系)一詞(見達斯辭典第341條)為基礎(chǔ)的。很明顯,我們的文獻遠(yuǎn)不是一部世系牒,所以我覺得采納“歷史傳說”之意是不合適的,盡管rabs具有“世系、歷史、傳說”之意(托瑪斯；《西藏東北部的古代民間文學(xué)》,柏林1957年版,第186頁)。我根據(jù)前古典藏文rabsdrug具有“六類”之意(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2卷,第139—140頁)和藏語方言中的rab具有“某些,某種”之意而采納了“種類”之譯法。但應(yīng)該指出,rabs在rgyalpo……rabs中的用法又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想到了它在ya-rabs(尊貴的、貴族)和ma-rabs(平民百姓)中所起的作用。此外,后兩個短語也出現(xiàn)在我們的文獻第22—23行中。我最后還應(yīng)該指出,在巴科的最后一篇譯文中,“部族”與“國王”是并列的,但在藏文文獻中沒有相對應(yīng)的詞。

[4]巴科在1927年的譯文中作；“根據(jù)由國王之手寫的文書所作的抄件,涉及霍爾國王過去發(fā)出的派遣5位霍爾人前往考察北方有什么國王的命令”。這種譯法似乎比他的最后一種譯法要嚴(yán)密一些。

[5]藏文rgyal-podum ?his-pa與上文在標(biāo)題中出現(xiàn)的rgyal-podubzugspa是一個同義詞組。在古典藏文中,bka’-m ?hid是一個敬語；“最高者和最受尊敬的人的言論”(《賈克斯辭典》第15頁),“不過是最高人物的談話和言論,會議辯淪等”(《達斯辭典》第62頁)。蘇瑪?shù)倮丶{的《藏—蒙語詞典》(第1卷,第166頁)認(rèn)為,藏文bka’-m ?hid-ma就相當(dāng)于蒙古文中的üge?arlir,意為“一位上司的話”；?arlir-un-üge為“一道命令中的話”,就相當(dāng)于一位上司的話。

[6]其對應(yīng)的詞為sbyal,sbal是很具有吸引力的,雖然在bya中面對⑥的輔音腭化似乎是非常罕見的。很明顯,把phyag-sbal譯作“手背”(《喬瑪辭典》第86頁)和“監(jiān)所”(《達斯辭典》第832頁)是不足以考慮的,巴科參閱了墀松德贊王誥中的一段文字,圖齊認(rèn)為其中的phyagb-sbal應(yīng)具有”秘密位置”、“檔案”之意,“該文書甚至包括說明命令和王誥在佛法前后是怎樣于吐蕃傳播的”(《藏王陵墓考》,羅馬1950年版,第96—97、45—46和82頁注94)。我們在821—822年的唐蕃會盟條約的文獻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同一術(shù)語。西側(cè)第76—77行；“條約文獻保存在寶庫中”(李方桂；《821—822年的唐蕃會盟碑》,載《通報》第44卷,1956年,第43、57和62頁)。

[7]瑪塞爾·拉露；《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目錄》第1283—2216號,第3卷,巴黎1961年版,第1卷,第1283號寫本；第1卷(《兩兄弟的對話》第1284—3號),《孔子答項托之相問書》(參閱蘇遠(yuǎn)鳴；《孔子項托相問書》,載《亞細(xì)亞學(xué)報》第242卷,1954年,第313頁),第1286號和2118號)。

[8]這句藏文應(yīng)逐字地譯為“在上側(cè)一方”。yan-?had(參閱《達斯詞典》第1128頁中的；“在……之上”,“上面一部分”)相當(dāng)于stod(上方,高部,則見(《達斯辭典》第553頁)。但stod-phyogs則被譯作漢文中的“西方”(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1卷,第82頁注⑦),而byan-stad或stod-byan-則譯作“上—北”,即“西北”(巴科,同上引文,第149頁注〔11〕；石泰安；《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的研究》,1950年巴黎版,第231頁)。yan-?had作為后置詞,意為“直到那里”,它常與man-?had(從那里出發(fā))聯(lián)合使用。參閱埃默瑞克；《有關(guān)于闐的藏文文書》(倫敦1967年版),第152頁。

[9]原文為“由此向東”(巴科譯作“在此地之東”)。

[10]如原文為“由此向東北”(巴科譯作“然后轉(zhuǎn)向下北部”。在前古典藏語中,用bya代替byan是正常現(xiàn)象。參閱托瑪斯；《西藏東北部的古代民間文學(xué)》第24頁)。

[11]原文為“由此向西北”(巴科譯作“然后再向北”)。

[12]據(jù)巴科認(rèn)為,本處應(yīng)作“沙漠中的一片巨大的荒涼山丘”(1927年的譯文為“一片遼闊的沙丘”)。同一短語又出現(xiàn)于后文中；“荒涼的大沙丘”(1927年的譯文“沙漠中一大荒涼的山脈”)和“大沙丘”(1927年的譯文,同上)。前古典藏文中的mye-am經(jīng)常與mya-am交替使用(托瑪斯；《新疆藏文書資料集》第3卷,第165頁；“沙漠”；《西藏東北部的古代民間文學(xué)》第180頁),相當(dāng)于古典藏語mya-am“令人恐懼的沙漠”(《達斯辭典》,第978頁)。ri字指出(《達斯詞典》,第1172頁),rirgyud(山脈,《達斯辭典》第978頁)并不意味著“冰雪覆蓋的高山”,也不是“森林覆蓋的山”,更不是“巖石山”,而是“沙丘”。有關(guān)這后一個詞組,見古典藏語bye-ri,即“沙嶺”(《喬瑪書》第97頁)和“沙山”(《德格丹辭典》第685頁)。我們由此便可以得出結(jié)論認(rèn)為,由于這一片荒涼的沙丘,大屏障山(阿爾泰山、唐努—烏拉山、薩彥嶺和亞歷山大山脈,這一點也由克洛松帶有各種保留地提了出來)遠(yuǎn)不足考慮,相反,巴科文的第24條注釋值得我們充分注意,作者于其中參閱路易·瓦揚博士的大作(《有關(guān)西域考古團地理工作的報告》第96頁),而描述和解釋了一個沙丘的古老形狀。該沙丘長15公里,位于沙州地區(qū),從而使本報告的作者產(chǎn)生了將它看做是邊界—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的思想。一行沙丘是否并不僅僅指戈壁沙漠呢?

[13]據(jù)巴科認(rèn)為,本處應(yīng)作“沙漠中的一片巨大的荒涼山丘”(1927年的譯文為“一片遼闊的沙丘”)。同一短語又出現(xiàn)于后文中；“荒涼的大沙丘”(1927年的譯文“沙漠中一大荒涼的山脈”)和“大沙丘”(1927年的譯文,同上)。前古典藏文中的mye-am經(jīng)常與mya-am交替使用(托瑪斯；《新疆藏文書資料集》第3卷,第165頁；“沙漠”；《西藏東北部的古代民間文學(xué)》第180頁),相當(dāng)于古典藏語mya-am“令人恐懼的沙漠”(《達斯辭典》,第978頁)。ri字指出(《達斯詞典》,第1172頁),rirgyud(山脈,《達斯辭典》第978頁)并不意味著“冰雪覆蓋的高山”,也不是“森林覆蓋的山”,更不是“巖石山”,而是“沙丘”。有關(guān)這后一個詞組,見古典藏語bye-ri,即“沙嶺”(《喬瑪書》第97頁)和“沙山”(《德格丹辭典》第685頁)。我們由此便可以得出結(jié)論認(rèn)為,由于這一片荒涼的沙丘,大屏障山(阿爾泰山、唐努—烏拉山、薩彥嶺和亞歷山大山脈,這一點也由克洛松帶有各種保留地提了出來)遠(yuǎn)不足考慮,相反,巴科文的第24條注釋值得我們充分注意,作者于其中參閱路易·瓦揚博士的大作(《有關(guān)西域考古團地理工作的報告》第96頁),而描述和解釋了一個沙丘的古老形狀。該沙丘長15公里,位于沙州地區(qū),從而使本報告的作者產(chǎn)生了將它看做是邊界—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的思想。一行沙丘是否并不僅僅指戈壁沙漠呢?

[14]原文為“在此以遠(yuǎn),向北”(巴科譯作“由此以遠(yuǎn),向北”)。

[15]原文為“在巨人地區(qū)以遠(yuǎn)(以西)”(巴科譯作“巨人地區(qū)以遠(yuǎn)”)。

[16]原文為“在以遠(yuǎn)”。

[17]原文為“在此以遠(yuǎn)(以西)”(巴科譯作“靠上部”)。

[18]參閱上文注10。巴科“在下北部”,1927年的譯文為“在東北部”。

[19]巴科譯作“在上北部”,1927年的譯文為“在西北部”。

[20]巴科譯作“在同一側(cè)以遠(yuǎn)的地方”。這里的“以遠(yuǎn)”是指東方。參閱托瑪斯；《西藏東北部的古代民間文學(xué)》第1卷,第42頁。

[21]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2卷,第267和281頁；第3卷,第77頁；第2卷,第202頁；第3卷,第82—84頁。

[22]一種古老的理論希望把Drugu看做是吐谷渾(見沃德爾于《皇家亞洲學(xué)會會刊》第935—937頁發(fā)表的文章)。這一理論(至少有一部分)又被托瑪斯重新做了研究。據(jù)他認(rèn)為,由阿諾肖和阿諾木松統(tǒng)帥的Drugu軍隊對于闐的入侵,應(yīng)被考證成吐谷渾于445年的入侵,參閱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1卷,第121—122頁；第2卷,第267頁。據(jù)埃默瑞克認(rèn)為(《有關(guān)于闐的藏文文獻》第50—51頁),Drugu-gu的國王叫阿諾肖或阿諾木松,這又是另一段歷史；即“小Drugu”人可能相當(dāng)于吐谷渾人,他們與“大Drugu”人對立。參閱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2卷,第218頁；第3卷,第76頁；拉露；《8世紀(jì)大蕃官員呈文》第199頁。

[23]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1卷,第26—28頁,有關(guān)Grugu這種形式,見上引托瑪斯書第3卷,第77頁。

[24]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1卷,第64頁。他在同一部著作第45頁中,講得完全有道理。因為他假設(shè)認(rèn)為,無論是在《牛角山授記》(蘇毗、霍爾、突厥),還是在《僧伽伐檀那羅漢授記》(悉立、突厥、吐蕃)所列舉的3個不信佛教的國王,都是在一個相當(dāng)晚的時代選擇的,以用來替代從前的3位不信教的國王；塞種人、耶婆提人和帕拉維人。

[25]有關(guān)法成及其藏文名稱?hos-grub,見伯希和；《有關(guān)一部甘珠爾目錄的注釋》(載《亞細(xì)亞學(xué)報》,1914年,第2期,第143頁),法成的一部藏譯本的殘卷收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參閱拉露；《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目錄》第1卷,第138頁,第609號文書；矢吠慶輝；《佛教書目》第6卷,第9—10頁,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1卷,第78頁；第3卷,第83頁。很明顯,法成提出的考證僅僅對他那個時代才有效。他生活在甘州,實際上可能掌握了有關(guān)當(dāng)時突厥民族的真實資料。

[26]巴科；托瑪斯和圖散；《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巴黎1940—1946年版),第13—52頁；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2卷,第268—270頁。下面就是敦煌本吐蕃紀(jì)年提供的有關(guān)突厥人的資料；675年,大相贊那……前往突厥人地區(qū)的當(dāng)天(巴科書第34頁,托瑪斯書第268頁)；676年,大相向突厥人地區(qū)進兵(巴科書第34頁,托瑪斯書第268頁)；689年,欽陵大相從突厥人地區(qū)返回來(巴科書第37頁；托瑪斯書第269頁),694年和699年,統(tǒng)葉護可汗(Tonyabgokha-gan)向他(吐蕃贊普)致敬(巴科書第38、39頁)；700年,贊普派統(tǒng)葉護可汗前往突厥人地區(qū)(巴科書第39頁；托瑪斯書第269頁)；729年,他(指貢贊大相)把戰(zhàn)禍帶到突厥人地區(qū)之后又返了回來(巴科書第48頁,托瑪斯書第270頁)；736年,屬廬的內(nèi)大相綺瓊向突厥人地區(qū)進軍(巴科書第50頁,托瑪斯書第270頁)。如果巴科采納的年代是正確的話,那么我們就處于西突厥汗國崩潰之后,即處于一個他們的領(lǐng)土被漢人、吐蕃人,甚至包括重新變得獨立的東突厥人侵犯的時代。參閱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79—286頁。此外,當(dāng)天和地均無法使我們回憶起突厥文名稱時,唯有Tonya-bgokha-gan酷似突厥文,這一尊號可以使人毫無困難地考證成統(tǒng)葉護可汗(yabrugara),這是西突厥可汗的一個慣用尊號。至于Tun一名,它仍成問題。大家頗感興趣的是把此人看做是西突厥人的統(tǒng)葉護可汗(參閱沙畹；《西突厥史料》第370頁),但后者是于618年即位的,于628年或630年被殺。因此,在兩個時間之間,有6個甲子(72年)的差距,而且這也很難解釋在700年左右另一位葉護可汗進入舞臺,后者無論是否享有同一個名稱,它仍是有問題的。在有關(guān)突厥人的問題上,吐蕃王統(tǒng)世系牒向我們提供了某些相同的資料。1.兒子布布克松逃到了突厥人中(巴科書第137頁,我們所處的是松贊干布的父親墀論贊時代)。2.墀都松(從676年起)征服了突厥人和其他附近民族,他強迫他們納貢(巴科書第149頁)。3.墀德祖贊……攻下了漢人的瓜州堡塞(717年)以及其他地區(qū)。當(dāng)時,中華帝國疆域非常遼闊,它包括了所有的北突厥人并一直擴大到大食人地區(qū)(巴科書第150頁)。我應(yīng)該設(shè)法指出,這里不是指北(或東)突厥人,而是指全部突厥人,他們與吐蕃人相比則是一個北方民族,有關(guān)吐蕃王統(tǒng)世系牒古文獻的復(fù)原問題,請參閱烏瑞；《古代吐蕃王統(tǒng)世系牒中的一個年代學(xué)問題》,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21卷,1968年,第289—299頁。

[27]伯希和；《吐蕃古代史》(伯希和遺作第5卷),巴黎1961年版,第143—144頁。

[28]黎吉生；《拉薩的古代歷史王誥和穆宗與墀祖德贊簽訂的雕刻在拉薩碑中的821—822年的會盟條約》,倫敦1952年版,第55、60和62頁。“北方”于此再一次籠統(tǒng)地指Dru-gu(于此是指回鶻人),完全如同南方是指蠻族人和印度人,而西部則是指大食人。繼突厥人之后的Ne-smel確實很成問題。

[29]原文缺。

[30]原文缺。

[31] 〕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3卷,第83—84頁；“看來,當(dāng)時最大的勢力與同代的許多文獻有關(guān),這些文獻是在突厥斯坦活動的,真正了解情況的吐蕃官吏寫成的。奚族和霍爾人不了解回鶻人。當(dāng)托瑪斯在同一部著作中不承認(rèn)巴塔霍爾是回鶻人時,他肯定是有道理的。巴塔霍爾人居住在甘州和北庭之間,他們曾是在790年與回鶻人和漢人作戰(zhàn)的吐蕃人的盟友。我們?nèi)孕枰甲C這里究竟是指葛羅祿人(正如托瑪斯所希望的那樣)還是指起源于突厥的一個其他民族。石泰安在《漢藏走廊古部族》(漢學(xué)研究所文庫第15卷,巴黎1961年版)第67頁中認(rèn)為,巴塔霍爾人就是甘州回鶻人。在本情況下,只有在賦予“回鶻”一名一個相當(dāng)含糊的詞義(相當(dāng)于突厥—回鶻)的條件下,這種解釋才能被承認(rèn)。有關(guān)北庭事件,請參閱埃塞迪的近作；《790—791年回鶻和吐蕃人在北庭》),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7卷,1964年,第83—104頁。

[32]克洛松于上引文第17—18頁認(rèn)為,在這一詞組中,唯有bal?q(城)一名才可靠。據(jù)他認(rèn)為,“在一個完全缺銅的地區(qū),把baq?r復(fù)原為‘銅’過分簡單化了”,他帶有保留地傾向于將此看做是突厥—印度詞vaxar,指“佛剎”。

[33]賽格列迪；《貝赫拉姆·索賓和波斯的啟示文學(xué)》,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8卷,1958年,第28—29頁。他在注〔47〕中強調(diào)了以下事實；R·斯塔凱爾貝于1904年就指出,中期波斯語—帕拉維語中的Bak?r,代表著“銅城”一名的突厥文原形。此外,賽格列迪在對一段文字作修訂時,又建議把Bundahi?n看做是銅山,弗拉西來波在山頂建起了其堡塞。

[34]布羅凱爾曼；《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辭典中的中世紀(jì)突厥語》(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卷,布達佩斯1928年版)第30頁和241頁。阿塔賴；《突厥語大辭典》(安卡拉1943年版)第63頁和832頁。

[35]我不認(rèn)為本處所掌握的是一份古代東突厥人的真實名表。擁勝兵500的部族確實代表著默啜一個省的部落聯(lián)盟,而不是阿波干可汗或毗伽可汗的汗國。據(jù)我認(rèn)為,這是在突厥汗國崩潰之后,又從整個突厥社會中招募的部族,如北方的、西方的和居住在漢族與突厥族交界地區(qū)的部族。

[36]上文第49—50行中提到了由阿史那可汗發(fā)動的同一次戰(zhàn)役。

[37]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2卷,第380頁；巴科、托瑪斯和圖散；《敦煌吐蕃歷史文書》第45頁；默啜的一位使節(jié)于720年前來拜謁吐蕃贊普。來自敦煌的一藏文殘卷在一種多少帶點傳奇性的故事中,向我們介紹說,在“納稅期”之后的360年出現(xiàn)了一位黑面國王,乘在一輛黑車子上從大湖一側(cè)向漢地前進。他共執(zhí)政60年,漢地的黑頭人也前往參拜他,他降伏了他們。在他執(zhí)政60年之后,來了一個默啜種族,叫“大突厥”,降伏了漢地國王和默啜國王。經(jīng)過72年的繁榮之后,大突厥人的國王又被東突厥和西突厥的國王擊敗。參閱上引托瑪斯書,第2卷,第278—280頁。該文獻又被托瑪斯重新發(fā)表和詮釋,載《西藏東比部的古代民間文學(xué)》第45—51頁。成12倍數(shù)的年代不能使我們從事任何年代考證。參閱石泰安；《漢藏走廊古部族》第4頁注⑩。

[38]米諾爾斯基；《世界境域志》(公元前372—公元982年的一部波斯文輿地書,倫敦1937年版)第84、229—230頁。在木鹿附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叫巴格啜(Bar?ur)的地方,無論米諾爾斯基怎樣解釋,它與甘肅的巴格啜地區(qū)沒有任何關(guān)系。

[39]聰果爾；《敦煌藏文寫本中的一些漢文原文》,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0卷,1960年,第137頁,第732條目。

[40]伯希和《評王國維遺書》,載《通報》第26卷,第152頁。考慮到藏文的對音問題,由伯希和提出的復(fù)原并非是完全正確的。在怛羅斯的一篇碑文中,恰恰有一個人名叫匍啜。參閱內(nèi)梅特；《突厥斯坦怛羅斯突厥碑銘》,載《喬瑪檔案》第2卷,1926年版,第139—140頁；奧爾昆；《古代突厥碑銘考》第4卷(伊斯坦布爾1941年版),第153頁；《突厥方言辭典》(列寧格勒1969年版),第91頁。

[41]劉茂才；《有關(guān)東突厥史的漢文資料》,威斯巴登1958年版,第1卷,第388頁；第2卷,第732—733頁。

[42]巴科的譯文；“這九姓的大首領(lǐng)回鶻都督成了可汗。”其中跳過了對藏文Rgyasbabsscal-pa的譯文,這可能不是偶然的結(jié)果。因為這一段文字,從1927年起,就使巴科困惑不解,他當(dāng)時帶有各種保留地作了如下解釋；“由漢人推翻。”

[43]羽田亨；《唐代九姓烏古斯的資料》,載《東方學(xué)報》第9卷(1919年),第1—61頁、141—145頁。米諾爾斯基；《塔明·伊本·貝赫爾在回鶻人地區(qū)的游記》,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xué)院學(xué)報》第12卷,1948年,第275—305頁；哈密屯；《五代回鶻史》,巴黎1958年版,第1—4頁；蒲立本；《九姓烏古斯問題簡釋》,載《烏拉爾—阿爾泰年鑒》第28卷,1956年,第35—42頁；上引克洛松文第20—22頁；上引劉茂才書第2卷,第590—593頁；哈密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載《亞細(xì)亞學(xué)報》第250卷,1962年,第23—63頁；克洛松；《突厥和蒙古研究》(珍本叢書第20卷,倫敦1962年版)第28—30頁；麥凱拉斯；《從唐代史料看回鶻汗國(744—840年)》,堪培拉1968年版,第11頁；平克；《宋代的甘州回鶻人(960—1028年)》,載《亞洲研究》第24卷,威斯巴登1968年版,第178頁。

[44]這確實是“突厥都督”的對音。眾所周知,據(jù)《舊唐書》卷195第3頁記載,每個回鶻部落都由一個都督統(tǒng)治。有關(guān)藏文中的“都督”(to-dog)一名,見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2卷,第47頁、48頁和81頁；戴密微；《拉薩僧諍記》第1卷,第197頁、277頁和281頁；拉露；《8世紀(jì)大蕃官員呈文》第39頁。在古代突厥文書中,我們掌握有tutuq(都督)一詞。參閱《突厥方言辭典》第593頁；埃賽迪；《起源于漢文的古突厥職官名號》,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8卷,1965年,第84—86頁。對于所謂的totoq的寫法,見李蓋提；《四夷館的漢文—維吾爾文文獻》,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21卷,1968年,第280—281頁。

[45]巴科的譯文為；“唯一的一個回鶻部族擁勝兵6000。”這種譯文是正確的,但他錯誤地突出了數(shù)詞?hig,sde?hig更可能意為“一個部族”而不是“唯一的一個部族”。

[46]貝利；《突厥文和于闐文文書》,載《皇家亞洲學(xué)會會刊》,1939年,第87頁。其中提到了甘州附近的黑山回鶻和甘州回鶻。他們的首領(lǐng)之一叫作巴噶拉基·阿特米·烏拉。貝利；《有關(guān)甘州突厥的于闐文文書》,載《大亞細(xì)亞學(xué)報》第1卷(倫敦1949年版),第48頁。

[47]巴科的譯文；“他們之中出產(chǎn)最優(yōu)良的突厥馬。”這一譯文似乎是正確的,因為bkra-ba的意義之一就是“美好的、十足的(完美)、有光澤的、令人滿意的”牲畜(《賈克斯辭典》第14頁)。但是,我們本處所涉及詞之意義為“變化的”(《賈克斯辭典》,同上；《達斯辭典》第68頁)。Bkra-ha應(yīng)為“斑駁的,有兩種或更多顏色的”(《賈克斯辭典》,第49頁)。因此,在本例證中,rtabkra意為“駁馬”。

[48]此名詞在喀什噶里的辭典中稍有訛變。所以,布羅凱爾曼在《中世紀(jì)突厥語辭匯》第251頁中錄作ulayondulur。阿塔賴在《索引》第865頁中同樣也作ulayondlur(阿塔賴；《突厥語辭典》第1卷,第57頁),其訛變形式最近也收入到《突厥方言辭典》第608頁中了。

[49]波斯文本,貝勒津版本(1861年圣彼得堡版)第737頁；謝塔古洛夫的俄譯拉施特書；《世界編年史》(莫斯科—列寧格勒1952年版),第76頁和89頁。

[50]德梅松男爵；《阿布爾·哈齊的蒙古和韃靼史》第1—2卷(1871年和1874年),第1卷第27—28頁,第2卷第27—28頁,庫諾諾夫；《希瓦的阿布·哈齊著作集》(莫斯科—列寧格勒1958年版),第51頁、52—53頁。

[51] 《舊唐書》卷194下,第3頁；《新唐書》卷217下,第10葉；參閱沙畹；《西突厥史史料》第29頁。

[52]德梅松男爵；《蒙古和韃靼史》第1卷,第44頁,第2卷第44—頁；德經(jīng)；《北狄通史》第1卷,第2冊(1756年),第62—63頁；其中已將漢籍中的駁馬國比定為Alaq ?in。我們應(yīng)該設(shè)法指出,alaqcin一名不是突厥文,而是蒙古文。參閱古典蒙文；alar?in意為“駁色的,什色的”,alarcin意為“駁色母馬”(科瓦列夫斯基；《蒙法辭典》第1卷,第75頁)。我們在《蒙古秘史》中就已發(fā)現(xiàn)駁色綿羊(§124和170)。讀者還可以參閱內(nèi)梅特于《喬瑪檔案》增刊號第1卷(1938年),第345—352頁發(fā)表的文章。

[53]巴科把這后一句短語譯作；“他們尋求人肉。”我更主張采納他1927年的譯文；“他們以人肉為食。”有關(guān)高麗人中的食人生番,參閱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3卷,第172頁。

[54]李蓋提；《一份明代的漢文回鶻文辭匯,四夷館的“高昌館譯語”》,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9卷,1966年,第273頁和125頁；《突厥方言辭典》第605、606、8、9、659頁。

[55]胡嶠于947—953年生活在契丹人中。有關(guān)其旅行及其經(jīng)歷的記載,已收入《五代史記》(與本文有關(guān)的一段見卷73,第9頁)；《契丹國志》卷25,第321頁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卷345,第55頁。參閱沙畹；《赴契丹和女真人中的漢族旅行家》,載《亞細(xì)亞學(xué)報》,1897年5—6月,第377—411頁,尤其是第407頁。

[56]我們在有關(guān)烏古斯可汗的問題上可以讀到；“其腳如同牛蹄,其腰如狼腰,其肩胛如同貂肩胛,其胸如同熊胸。”班格和拉克瑪?shù)伲弧队嘘P(guān)烏古斯汗的傳說》(柏林1932年版)第6—7頁；謝爾巴克；《烏古斯名號考》(莫斯科1950年版),第23頁。

[57]有關(guān)qizil之意為“紅色”的問題,參閱李蓋提于《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9卷,第167頁發(fā)表的文章；《突厥方言辭典》第450頁。突厥語küsük出現(xiàn)在方言中時作的kü?ük,küsik,k???k。參閱謝爾巴克；《突厥語中的家畜和野獸》,載《突厥詞匯的歷史發(fā)展》(莫斯科1960年版))；吉爾吉斯語中的kü?ük之意為“小”(儒達辛；《吉爾吉斯語—俄語辭典》,莫斯科1965年版,第474頁。

[58]上引沙畹文,載《亞細(xì)亞學(xué)報》,1897年,第408—409頁。他于該文第408頁注③中,強調(diào)了有關(guān)狗國的一種漢族傳說,其中提到一名水手被風(fēng)浪拋向一個島嶼中,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一些人類住宅,女子均為人形,但男子則為人身狗頭。有關(guān)胡嶠游記中涉及一段文字,參閱《五代史記》卷73,第9頁；《契丹國志》卷25,第322頁；《文獻通考》卷345,第55頁；還可以參閱石泰安；《遼志》,載《通報》第35卷,1940年,第24頁注①。

[59]由巴科提出的釋文在某些方面是令人質(zhì)疑的。

[60]上引沙畹文,載《亞細(xì)亞學(xué)報》,1897年,第409頁；《五代史記》卷73,第79頁；《契丹國志》卷25,第322頁；《文獻通考》卷235,第55頁。

[61]魏特夫和馮家昇；《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年)》(費城1949年版),第106頁和160頁。

[62]有關(guān)qanl?(車子)一詞,見《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9卷,第161頁；《突厥方言辭典》第419頁。在《有關(guān)烏古斯汗的傳說》中,此字也出現(xiàn)了,作為一個普通名詞,似乎是由一個人類學(xué)名詞中派生而來的。有人提議將它讀作qanra(車子)和qanraluq(第277—278頁和281—287頁。上引班格—拉格瑪?shù)傥牡?1頁,謝爾巴克文第86頁),qang和Qangluq(《拉德洛夫辭典》,第2冊,第80—81頁),最后是qanq和qanq-lur(伯希和于《通報》第27卷,1930年,第358頁發(fā)表的文章)。在西伯利亞的突厥方言中,qanqa(車)一詞似乎要追溯到至今尚未出現(xiàn)過的一種蒙文形式。在古代蒙古文獻中,“黑車”叫作qara’utaitergen,見伯希和與韓百詩；《圣武親征錄》第1卷,1951年萊頓版,259頁。

[63]伯希和與韓百詩；《圣武親征錄》第1卷,第306—307頁。伯希和證明在這些寫法中出現(xiàn)的不穩(wěn)定性,是由于14世紀(jì)末的翻譯者們沒有掌握原詞發(fā)音的通行習(xí)慣。

[64]村山；《忻都的乃蠻突厥或蒙古人》,載《西域?qū)W報》第4卷,1959年,第188—198頁。村山?jīng)]有注意到其突厥辭源已由伯希和與韓百詩討論過了(《圣武親征錄》中有關(guān)的辭匯)。近來,起源于突厥文的乃蠻詞問題,又由多埃菲做了研究,見《新波斯語中的突厥語和蒙古語成分》第2—3卷,1965和1967年威斯巴登版。

[65] 《玉芝堂說薈》,這部16世紀(jì)的著作(卷24,第19頁)搜集了一種傳說。據(jù)此認(rèn)為,在甘肅的水昌縣內(nèi),一只鳥和一只鼠成雙配對地生活在一個石窟中。據(jù)漢文文獻記載,田鼠叫作“苦術(shù)兀兒”,飛鳥叫作“本周兒”。這一傳說又由埃布拉爾在《古代中國的地方文化》(萊敦1942年版)第240—242頁作了討論。埃布拉爾正確地指出,這里是指蒙古文,但他在尋求復(fù)原譯文的時候搞錯了。“苦術(shù)兀兒”是kuü?üur的完美無缺的對音,意為“田鼠”；“本周兒”則是bülji?ür的正常對音,其意確實是“小鳥”。

[66]在從敦煌攜來的用藏文字所寫的突厥文獻中,有某些很有意義的樣本現(xiàn)藏巴黎。伯希和曾針對這些文獻之一而在亞細(xì)亞學(xué)會作過一次報告,這是一份用藏文字寫的回鶻語佛教教理書,該文獻共有30多行,全文保存下來了(參閱《亞細(xì)亞學(xué)報》,1921年；第2期,第135—136頁),尚未刊布。另外一卷用藏文字寫的突厥語文獻共有44行,已由拉露編入《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目錄》第3卷(巴黎1961年版),第3頁,第1292號。有關(guān)用藏文字寫成的和由德國吐魯番考察團搜集到的突厥文書,同樣也未刊布,見李蓋提；《有關(guān)八思巴文的3條注釋》,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3卷,1961年,第210—211頁。本報告與用藏文字所寫的突厥語文書的對音體系之間的主要差別,表現(xiàn)在突厥元音的記音中。用藏文字母所寫的突厥語文獻,在這一方面與用婆羅謎文字所寫的突厥語的對音體系相符。

[67]有關(guān)教理書問題,伯希和在上引文第136頁中強調(diào)指出,“用藏文字母所寫的回鶻語文獻經(jīng)常具有聲母g-而不是q(k-)-,除了t-之外,都是d-”。

[68]在以Ba-yar-bgo的形式而提到的“拔野古”一名中,第2個音節(jié)中的元音a似乎是真實可靠的。它可以由于闐文bayarkara和bayarkata(拔野古)所證實(貝利；《于闐文獻中的突厥文》,載《亞洲皇家學(xué)會會刊》,1939年,第87頁；《有關(guān)甘肅突厥人的于闐文文書》,載《大亞細(xì)亞學(xué)報》《泰東雜志》第1卷,1949年,第47頁)。漢文中的“拔野(也)古”的對音也可以支持這種說法。所以,伯希和用注釋在巴科的譯文中補充說；“Ba-yar-bgo證明了我的假設(shè),拔野古應(yīng)為Bayarqu而不是Bayirqu”的對音。事實上,在鄂爾渾碑銘中(毗伽可汗碑東側(cè)第34行),Bayirqu并不能使人完全接受,它肯定是受到了前面的yir的影響。因此,根據(jù)藏文和于闐文文書來看,我們應(yīng)該采納bayarqu這種寫法。但是,除了這種可靠的寫法,漢文中的“拔野古”也不排除baryiqu或bayirqu等寫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88頁注釋)。

[69]這是一種傳統(tǒng)的對音法,與在其他藏文文書中出現(xiàn)的一樣。例如,在敦煌吐蕃紀(jì)年中,于694年、699年和700年以下,用“可汗”來代替統(tǒng)葉護可汗的尊號(巴科—托瑪斯—圖散；《敦煌吐蕃歷史文書》第38頁和39頁,參閱上文注〔26〕)拉露提到了一卷包含有訴訟和由登里可汗下令進行調(diào)查的內(nèi)容之文書(拉露目錄第2卷,第55頁,第1082號),另外一卷文書中提到了霍爾可汗王(第2卷,第55頁,第1082號文書)。最后,可汗又作為莫賀托毗的尊號而出現(xiàn)(托瑪斯；《新疆藏文文書資料集》第2卷,第8—14頁；第3卷,第1—2頁)。

[70]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Dad-pyi與鄂爾渾碑銘中的Tatab?的相同,均指奚族人。有關(guān)后一民族,請參閱《突厥方言辭典》第541頁；塔拉特勤,《鄂爾渾突厥文語法》(載《印第安大學(xué)叢刊》,烏拉爾和阿爾泰類,第69卷,1968年,第377頁)。Tatub?這種寫法是以tatb?一字為基礎(chǔ)的,但它不僅僅可以被譯作tatab?,而且還可能是tatb?。有關(guān)對奚族人的考證問題,我傾向于采納鄂爾渾河流域碑刻中的Tatb?,也可以確定自5世紀(jì)以來于漢文文獻中出現(xiàn)的“奚”。自湯姆森(《鄂爾渾河流域碑銘釋讀》,載《芬蘭—烏戈爾學(xué)會年鑒》第5卷,第67頁和141頁)以來,這一考證就由藏文文書得到了最終性證實。He-Ce就是漢文中對奚族的稱呼“奚子”的對音,與“黑車子”沒有任何關(guān)系。參閱前引巴科文第15頁。

[71] do-tog這種寫法與其他藏文文書中出現(xiàn)的to-dog相比較是錯誤的(參閱上文注〔44〕)。它無疑可以通過以下事實進行解釋；“都督”這一尊號被藏文本的作家看做是地道的突厥文術(shù)語。

[72]把Bug-lig考證為鄂爾渾突厥碑銘中的Bükli(貊勾麗)的做法,是由亨寧提出來的(《東方和非洲研究學(xué)院學(xué)報》第14卷,1952年,第501頁注⑤),最終形成了定論。它已得到了由釋覺月發(fā)表的漢文—梵文辭典(第1卷,第295頁；可與伯希和的考證相比較)中的梵文Mukuri的支持。B?kl這種寫法不可取,盡管《突厥方言辭典》第117頁中是這樣寫的。至于Mug-lig(Müklig)與Bukli的比定問題,聲母b與m是不會有任何困難的,這在碑銘時代的突厥文中是正常現(xiàn)象(拉薩昂；《有關(guān)突厥語發(fā)音歷史的資料》,1949年赫爾辛基版,第210頁)。相反,其中的尾音g很難解釋,但它也使人想起了“黑車子”(Qaraqanglir)的例證。

[73]在敦煌本吐蕃紀(jì)年中,突騎施這一部族名稱經(jīng)常以Dur-gyis的形式出現(xiàn)；732年和744年,突騎施的使節(jié)們向吐蕃贊普朝貢；734年,一名吐蕃公主被作為突騎施可汗的未婚妻下嫁(巴科—托瑪斯—圖散；《敦煌吐蕃歷史文書》第49、52、50頁)。在有關(guān)突騎施和沒密施的問題上應(yīng)該指出,我們從突厥碑銘中可以發(fā)現(xiàn)Türgis與Turgi? (僅僅出現(xiàn)在漢文文獻中)同時存在,全如同“沒密施”的例子一樣(塔拉特勤碑,見《鄂爾渾突厥文語法》第315、318、328和387頁)。這里所涉及的魯尼文字母s與?交替使用,我們得到的印象是這里僅僅是指一種寫法的不同。然而,湯姆森先生早就認(rèn)為(《鄂爾渾突厥碑銘釋讀》第38頁),不能排除其中有語音變換的可能性。就是說本文獻中的Du-rgyus等寫法,也可以嚴(yán)格地按照Türgis那樣解釋。

[74]用藏文字所寫的突厥語文書,在第一個音節(jié)中清楚地區(qū)別出了元音y和i。不加任何符號的i用來翻?,同一個符號后面附有一個上加字則指i,如yil-tiz讀作yiltiz,’Byi-lig-lig讀作biliglig(由葛瑪麗小姐舉出的例證,參閱《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3卷,第210頁注〔12〕)。有關(guān)彌勒和尚(’Byi-lighva-üan),見拉露目錄第1卷,第40頁。

[75]有關(guān)在唐代用藏文對音o和u來翻譯外來詞u和ü的問題,見筆者于《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21卷(1968年),第280—281頁的考釋。這一次在用藏文字母寫的突厥語文書中,仍遵循了婆羅謎文的書寫規(guī)則,以u來代替元音u和以yu來表示元音ü。參閱《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3卷,第211頁。

[76] Drugu應(yīng)追溯到對音字Drug,后者很古老了,相當(dāng)于türk(突厥)。如果考慮到處于尾音中的-rk(或-rg)在藏文寫書規(guī)則中是無法接受的話,那么Drugu這種比定就是完美無缺的。Durg這種寫法與藏文書寫規(guī)則(更確切地說是與藏文音韻)背道而馳,因而就產(chǎn)生了Drug。由于Drug(突厥)很容易與dlrug(六)相混淆,所以變成了Drugu,后來又變成了Dru-gu。

[77]在本報告中,我們僅發(fā)現(xiàn)標(biāo)有再后加字da的兩例,即thard-pa(第35行)和chald(第44行),而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被刪去了。此外,在前古典時代的外文文獻中,所記載到的再后加字da,并不是同時指一種發(fā)音da。作為例證,還應(yīng)提一下su-bard-na-pra-ba,這是對梵文中《金光明經(jīng)》的對音。見拉露目錄,第1卷,第22頁,第63號。

[78]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載《亞細(xì)亞學(xué)報》,1921年,第1期,第167頁注②和182頁。有關(guān)對漢文“下”的對音,見聰果爾；《敦煌藏文寫本中的漢文簡介》,載《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0卷,第109頁。

[79]第一個很簡單的梗概,是由米諾爾斯基發(fā)表的,見《突厥方言》,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xué)院學(xué)報》第417—437頁。多埃菲根據(jù)1961年在德黑蘭發(fā)表的穆喀丹的一篇波斯文文獻,又重新研究了這一很有意義的語言問題(《赫勒支語——波斯中部的古突厥語》,載《德國東方學(xué)報》第118卷,1968年,第79—123頁)。

[80]見《匈牙利東方學(xué)報》第18卷,第211頁。

（譯自巴黎1971年出版的《拉露紀(jì)念文集》）

知識來源：鄭炳林主編：《法國藏學(xué)精粹》卷三，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