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石碩，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本刊學術委員。

【摘要】文章認為明清時期藏彝走廊連接作用顯著增強主要由4個因素造成：1.明朝中葉規(guī)定藏地僧俗朝貢必須經四川道往返；2.麗江木氏土司在明朝支持與鼓勵下持續(xù)向北擴張；3.清朝“驅準保藏”行動使橫穿藏彝走廊的川藏道開始成為清朝治藏的交通樞紐和依托之地；4.雍正時期川、滇、藏劃界，標志清朝將藏彝走廊地區(qū)納入直接管轄，形成川藏緊密依存格局。藏彝走廊連接作用增強，帶來3個結果：依托川藏道的漢藏貿易逐漸興起和繁榮；漢族移民大量進入并因漢藏通婚而落籍當?shù)兀罅咳谌氩刈逯校患{西族成為藏族與滇西各民族交往的樞紐和橋梁。文章提出明清時期促成藏彝走廊開拓中，存在中央王朝與民間兩種力量，二者雖緊密依存，但功能和目標卻不盡一致。

【關鍵詞】明清時期；藏彝走廊；邊疆開拓；連接作用；民間力量

“藏彝走廊”是費孝通提出的一個民族區(qū)域概念，主要指川、滇西部及青藏高原東部橫斷山脈高山峽谷區(qū)域。該區(qū)域北連甘青，南接滇西、東南亞，東與川西平原相接，西接青藏高原，是一個典型的地理、文化上的連接與過渡地帶。因有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岷江6條大江自北向南流過，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逐漸成為眾多民族或族群南來北往、頻繁遷徙流動的場所，是中國歷史上西北同西南各民族之間溝通聯(lián)系的重要孔道。

因地處著名的橫斷山脈地區(qū)，山高谷深，崇山峻嶺，相對高差極大，地理環(huán)境極為破碎，可以說在中國各自然地理區(qū)域中，藏彝走廊是通行最困難的地區(qū)。正因為如此，在元代以及元以前，藏彝走廊尚是一個寂寂無聞的偏僻之地。令人矚目的是明清時期，藏彝走廊的連接作用突然大幅度加強，開始成為中央王朝同西藏地方乃至西南各民族之間發(fā)生聯(lián)系的重要樞紐和橋梁。這一變化，使藏彝走廊地區(qū)的民族交流更加頻繁和密切，也帶來了民族格局的重要改變。藏彝走廊是中國民族種類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區(qū)域。該區(qū)域的民族互動及民族格局的變化，其間發(fā)現(xiàn)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對我們認識明清時期中國的政治與民族格局有重要意義，并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為此，本文擬對明清時期藏彝走廊的連接作用與民族互動交融的生活邏輯作一討論。

一、明清時期導致藏彝走廊連接作用增強的四個事件

1.明朝中葉對藏地僧俗朝貢路線的規(guī)定，使橫穿藏彝走廊的川藏道得以開通和繁榮，并成為內地連接西藏地方的重要交通樞紐

藏彝走廊被崇山峻嶺阻隔交通，因而該區(qū)域在元代尚寂寂無聞、活躍程度低，其重要性未被充分認識。直到泰定二年（1325），元朝才設置“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來管理這一遼闊區(qū)域。元明鼎革，明朝雖承襲元朝對青藏高原的統(tǒng)治和管轄權，但總體上趨于松弛。元朝對藏地的統(tǒng)治較為直接，不僅派軍隊并清查戶口，也建立了行政構架和管理體系。與元朝相比，明朝對藏地的統(tǒng)治方式發(fā)生較大變化。明朝未在西藏派駐一兵一卒，亦未對行政管理體系作大調整，而是采取“多封眾建”和“優(yōu)予貢利”等措施來維系和實現(xiàn)對藏地的統(tǒng)屬關系和治理。明朝先后在藏地冊封“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和眾多地方僧俗首領，被冊封者可憑明朝冊封印信，每1—3年朝貢一次，朝廷對朝貢者“優(yōu)予貢利”，其賞賜往往數(shù)倍或數(shù)十倍于貢品。此政策產生兩個顯著效果：一是使整個藏地僧俗首領異常珍視明朝冊封；二是有明一代藏地僧俗首領的朝貢隊伍絡繹道途，規(guī)模逐年擴大，甚至達三四千人。明朝中葉，因西北地區(qū)蒙古勢力崛起，明朝對西北地區(qū)的控制力減弱，為了防止蒙古與西藏聯(lián)合，明朝采取了隔離蒙番的政策，正式頒布法令，規(guī)定藏地僧俗首領不得經由甘青地區(qū)，必須經由四川前往京城貢朝。《明史》載，成化三年（1467），明朝下令“諸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徑赴洮、岷，遂著為例”。此規(guī)定具有決定性作用。在明朝后期，藏地各僧俗首領的朝貢均經“川藏道”往返，使藏彝走廊連接作用驟然增強，并日趨繁榮。這同時也意味著，中央王朝同青藏高原地方的交通重心由西北開始轉移至西南。

2.在明朝支持與鼓勵下，麗江木氏土司持續(xù)向北擴張，極大改變了藏彝走廊西南部的民族格局

導致藏彝走廊連接作用驟然增強的另一重要事件，是麗江木氏土司勢力在明朝支持和鼓勵下持續(xù)向北和金沙江以西地區(qū)擴張。麗江木氏土司的冊封雖始于元代，但在當?shù)乇姸嗤了局校涞匚缓椭匾陨胁幻黠@。明初，滇西北地區(qū)藏族勢力較強，對滇西北麗江木氏土司管轄區(qū)域及諸多民族構成威脅。為遏制藏族勢力向滇西南的擴張和蠶食，維系橫斷山區(qū)各勢力的平衡，明朝初年，遂扶植扼藏番南下通道的麗江木氏土司。此政策在洪武、永樂時逐漸形成，之后日漸明朗。在明朝大力扶持和鼓勵下，麗江木氏土司的勢力逐漸向北擴張，第一階段通過頻頻用兵，基本控制今中甸、木里和維西等地，第二階段則在鞏固上述占領區(qū)基礎上繼續(xù)北上，并大幅度地將勢力推進到今云南德欽、四川巴塘及西藏芒康一帶的涉藏地區(qū)。史載：“自奔子欄以北番人懼，皆降。自納西及中甸，并現(xiàn)隸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木氏土司北向擴張始于明朝初年，終于崇禎年間，前后持續(xù)百余年。木氏土司的北向擴張，導致藏族與納西族的聯(lián)系日趨緊密，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藏彝走廊南部的民族格局和地緣政治。

3.清朝“驅準保藏”，使橫穿藏彝走廊的川藏道在清朝治理西藏地方體系中的地位和價值更加凸顯

在清朝入關的同時，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在格魯派集團援引下，也率軍進入拉薩，建立起對西藏的世俗統(tǒng)治。到固始汗之孫藏巴汗時期，藏、蒙古及背后各教派間矛盾日趨尖銳。在此背景下，一直覬覦西藏的準噶爾蒙古驟然發(fā)起對西藏的進攻。1717年，由策凌敦多布率領的一支7000人的軍隊，翻越昆侖山，選擇一條偏遠難行的道路向拉薩進發(fā)。當這支準噶爾軍隊突然出現(xiàn)在拉薩，西藏及和碩特蒙古方面完全措手不及，準噶爾軍隊順利實現(xiàn)對拉薩的控制，并扶持寧瑪派而打壓格魯派，西藏政局陷入一片混亂。藏巴汗向清朝發(fā)出求救信號。清朝當即派出一支5000人的軍隊從西寧向西藏進發(fā)。但由于缺乏高原作戰(zhàn)經驗，對高海拔地區(qū)氣候、環(huán)境認識不足，清軍在藏北一帶遭準噶爾軍隊伏擊，致全軍覆滅，此事引發(fā)朝野震動。在極為困難和被動的情形下，康熙帝力排眾議，堅持再度出兵西藏。這一次，清朝進行了充分運籌、線路規(guī)劃和準備，于1719年分兵三路向西藏進發(fā)：一路從西寧進發(fā)，由皇子允禵率領；一路由打箭爐經川藏道向西藏進發(fā)；同時從云南調兵，經滇藏道入藏。由于準備充分，進軍異常順利，其中由岳鐘琪率領的川藏道清兵，在沿途幾乎沒遇到大的抵抗下，最早進入拉薩。準噶爾軍全面潰逃，清軍終結了準噶爾對西藏的占領，全面恢復西藏地方秩序，使蒙古對西藏地方的統(tǒng)治權轉移至清朝手中。“驅準保藏”的軍事行動，使清朝充分認識到川藏道的便捷、安全，是對西藏地方進行有效管轄的交通樞紐和依托之地。在“驅準保藏”后，清朝遂在川藏道沿線設置糧臺（相當于“兵站”）并駐軍，揭開了清朝直接控制藏彝走廊地區(qū)的序幕。

4.雍正時期川、滇、藏劃界，標志著清朝將藏彝走廊地區(qū)納入直接管轄。之后“打箭爐廳”和“成都將軍”的設置，清末“固川保藏”、設立“川滇邊特別行政區(qū)”和“西康建省”等，均緣此背景展開

“驅準保藏”后，青海和碩特蒙古因喪失對西藏地方的控制，雖配合清朝“驅準保藏”卻未從中撈到任何好處。1723年，青海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發(fā)動反清叛亂。在平息羅卜藏丹津叛亂后，清朝對西藏及周邊行政區(qū)進行了重新劃分，這就是雍正時期的川、滇、藏劃界。劃界結果為：迪慶歸滇，四川與西藏以寧靜山為界，以西由西藏地方管轄，以東歸四川管轄。這樣，清朝遂將藏彝走廊主體部分納入直接管轄。緊接著，清朝迅即加強對該區(qū)域的經營。雍正七年（1729），設立打箭爐廳，管轄范圍囊括今西藏寧靜山以東地區(qū)。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平定金川后又設置針對藏地作戰(zhàn)的“成都將軍”。1904年英軍入侵拉薩。面對西藏地方危局，清朝采納“固川保藏”戰(zhàn)略，派遣趙爾豐大力經營川邊，并于1906年設立“川滇邊特別行政區(qū)”。1911年，以“川滇邊特別行政區(qū)”為基礎的“西康建省”被提上議程，省會確定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該計劃因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爆發(fā)而擱置。

這些措施，無論是“固川保藏”，還是“川滇邊特別行政區(qū)”及“西康建省”計劃，均體現(xiàn)了藏彝走廊地區(qū)的特殊地位，是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連接樞紐和橋梁地帶，具有突出戰(zhàn)略意義和地緣價值。所謂“治藏必先安康”，正是對藏彝走廊地區(qū)特殊地位的最好說明。

二、藏彝走廊連接作用增強帶來的民族交流與互動

邊疆開拓，從來都是王朝與民間兩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明清時期藏彝走廊連接作用增強，雖是中央王朝直接推動，但緊隨其后的卻是民間力量介入所發(fā)揮的作用——民族交流接觸漸趨密切。就民間層面而言，明清時期藏彝走廊連接作用增強，帶來了3個大的變化：

1.依托于川藏道的漢藏貿易逐漸興起和繁榮

從明中葉起，隨著川藏道成為漢藏交流聯(lián)系的主要通道，依托于川藏道的漢藏貿易也日益興起并繁榮。明代后期，由于朝廷對藏地僧俗前往京城朝貢的人數(shù)進行限制，而藏地僧俗首領朝貢熱情不減，致使大批藏地朝貢者不得不滯留于漢藏交界，從事各種貿易活動。隆慶三年（1569），明廷申令闡化、闡教、輔教三王，俱三年一貢，貢使各一千人，半全賞，半減賞。全賞者遣八人赴京，其余留于四川。其次，前往京城的朝貢者返回也均由川藏道。在返回之前，他們多將朝廷的賞賜在成都換茶攜入藏地。明后期，內地局勢紛亂，明廷限制私茶的禁令成一紙空文。明末，張獻忠大西政權入蜀后，漢人為了躲避兵災，攜帶茶葉等物品渡過大渡河，到打箭爐直接與藏地喇嘛交易。乾隆《雅州府志》記載：

元明時，番人俱于此地互易茶馬。自明末流寇之變，商民避兵禍，過河（按，指大渡河）攜茶貿易，而烏斯藏亦適有喇嘛到爐，彼此交易，漢番雜處。于是，始有坐爐之營官管束，往來貿易。

可見，川藏道的開通為漢藏以茶葉為大宗的貿易提供了更大空間，雙方的貿易規(guī)模日增。這在藏文史料中也得到反映。明末清初，當康區(qū)白利土司阻斷川藏道時，五世達賴喇嘛曾發(fā)出這樣的慨嘆：

木狗年（崇禎七年，1634年）“在此時期，察哈爾人、卻圖汗、白利土司等阻斷了黃金之橋（?????????????），各個高僧和施主的成千上萬的禮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寄過來。”

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第巴桑結嘉措（???????????????????????1653—1705）追憶白利土司時，也寫道：

以前全藏區(qū)受到白利土司和卻圖汗等人的侵害，中斷了漢、藏交往的金橋，一些富裕的有錢人缺乏茶葉而需要熬孽樹根。北方無法旅行，人們只有用堿水代替食鹽用。甚至災荒饑饉而出現(xiàn)人們吃人肉的現(xiàn)象。險路隘道經常遭遇強盜土匪搶劫，使過往行人必須結伴而行。

五世達賴喇嘛把川藏道稱作“黃金之橋（?????????????）”，桑結嘉措則直接稱“漢、藏交往的金橋”，可見，“黃金之橋”是當時西藏地方的習慣性稱呼。該稱呼足以說明川藏道對于西藏地方的極端重要性。

清初，瞻對土司勢力經常騷擾和阻斷川藏道，招致清廷與西藏地方的聯(lián)合清剿。清初，地扼川藏道要沖的瞻對土司，因其轄區(qū)素有“夾壩”傳統(tǒng)，常對川藏道往來商旅劫掠，不但劫掠清廷賞賜達賴喇嘛的禮品和物資，也搶劫達賴喇嘛回贈朝廷的禮物和物品。清朝在屢次清剿不奏效的情況下，遂派軍隊與西藏地方軍隊聯(lián)合實施清剿。這是西藏地方配合清廷采取的聯(lián)合軍事行動。1746年，在西藏地方與清朝軍隊緊密配合下，基本剿滅瞻對土司勢力，消除了川藏道的梗阻。此事件說明，依托于川藏道的漢藏貿易當時對清廷和西藏地方均不可或缺。

2.以單身男性為主的漢族移民大量進入藏彝走廊后，往往娶藏族婦女為妻，落籍當?shù)兀罅咳谌氩刈逯?/p>

“驅準保藏”后，因清朝在川藏道沿途駐軍、設置糧臺，為內地漢族前往謀生提供了安全保障，開啟了漢族向藏彝走廊地區(qū)的遷徙。最早遷入藏彝走廊的漢族主要是官兵、商人、墾民和各類工匠，他們大多為單身男性，因地處高原，與內地路途遙遠，環(huán)境艱苦，娶當?shù)夭刈鍕D女為妻，成為遷入漢族的普遍選擇。《西康之種族》記載：

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業(yè)，娶夷為妻者，尤指不勝計，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種人（指漢藏通婚所生后代，當?shù)夭卣Z稱“扯格娃”即“半藏半漢”之謂——引者），已遍布于城市村鎮(zhèn)各地，真正夷族，則須深山內地，始能尋覓矣。蓋清末之數(shù)萬邊軍，及各地墾民，無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陜各地商民，在村鎮(zhèn)經營商業(yè)者，亦多娶夷女輔助。

通婚使大批漢族以入贅方式落籍當?shù)兀浜蟠徊卣Z稱作“扯格娃”。兩三代之后，無論是通婚的漢族還是其后裔，均落籍當?shù)爻蔀椴刈濉τ跐h藏通婚導致的漢族大量融入藏族的情形，日本著名人類學家中根千枝先生曾有如下描述：

在漢人與藏人有密切接觸的邊緣地帶，我們觀察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現(xiàn)象。這里的漢藏交往不僅造成一些族際通婚，這些通婚的夫婦的居住也有其特點。在這些的漢藏通婚案例中，漢人男子與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區(qū)，而很少見到藏族妻子遷往并生活在漢人地區(qū)。同時，那些在藏區(qū)生活了幾代的漢人家庭都被藏化了，根本看不出來他們是藏人還是漢人。而且我發(fā)現(xiàn)，在那些地區(qū)的漢人具有令人驚奇的能力來克服他們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差異。在這些地區(qū)，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漢人的文化。例如作為當?shù)厣鐓^(qū)或寺廟首領的藏人一般都會講流利的漢語，而且通曉漢文，通常在他們的藏族名字之外還有漢人姓名。一眼看過去，很難看出他們是漢人還是藏人，但是他們對自己的藏族身份認同還是很清楚的。

中根千枝特別強調“漢人男子與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區(qū)”，當?shù)貫楦咴h(huán)境，而藏族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更適應高原環(huán)境。在高原地域環(huán)境中，“漢”向“藏”的融入，對人的生存而言，不但適宜，也是最明智的選擇，這是促使大量漢族融入藏族的根本原因。費孝通將此情形歸納為漢族充實到少數(shù)民族之中。因此，明清以來藏彝走廊地區(qū)漢藏民族之間呈現(xiàn)出一種以通婚為基礎的深度交融與整合。尤其是清代的巴塘、康定等地，漢藏通婚極為普遍，成為當?shù)靥厣Ｆ浣Y果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深度交融局面。格勒對此曾作過如下生動描述：

在康定、巴塘一帶，一個家庭就享受著漢藏兩種文化交匯的日常生活。他們既過藏歷春節(jié)，也過漢族中秋節(jié)，既講漢語，又講藏語，既供佛，又題對聯(lián)，既吃大米、蔬菜，又吃糌粑、牛肉，既穿藏裝，又穿西裝、漢裝。

這種以婚姻為紐帶發(fā)生的民族深度交融，是環(huán)境和文化適應的結果，更是邊民的生存之道。

3.納西族成為藏族與滇西各民族交往的中介和橋梁

明朝支持和鼓勵木氏土司向北擴張，本意是遏制藏族的擴張，以建立西南民族間的某種平衡。但木氏土司持續(xù)近百年的北向擴張，卻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使納西族與藏族形成特殊聯(lián)系。

雍正時，麗江一帶已成為滇茶銷藏及經貿往來中轉站。乾隆年間，僅滇茶經麗江行銷藏地一項，“每年戶部頒布茶引三千張，每張載茶三十三筒，抽收引稅三錢二分，由阿喜口，赴中甸銷售”。不少藏族馬幫商人將各種藏地土特產運往麗江，直接進入納西族聚居地區(qū)從事商貿活動，并與當?shù)丶{西等族房東結成穩(wěn)定的主客關系，借助房東在當?shù)氐纳鐣P系網完成商貿交易。自清中葉以來，納西族商人深入藏地，不僅在中甸、阿墩子、昌都、拉薩、察隅、木里、康定等城鎮(zhèn)開設商號，還仿照藏族馬幫組織進行貨物運輸、貿易，不少納西族馬幫保持藏族生活方式，操流利藏語。赴藏經商的納西族商人則通過向寺院布施、結交藏族社會上層、與藏商結成生意伙伴、同藏族聯(lián)姻等方式介入藏族社會生活中。以麗江納西族為主的云南商人還在拉薩建立“云南會館”，供奉三多守護神，將納西族的文化元素引入西藏。自明清以來，納西族日益成為藏族同云南眾多民族之間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中介和橋梁。

三、討論與認識

毫無疑問，明清時期藏彝走廊連接作用的增強，主要驅動力是中央王朝力量，這種力量是主動和有意識的；除此而外，還有另一種力量緊隨其后，這就是民間力量。明清時期，這種力量主要表現(xiàn)為內地漢族人口的大量進入。雍正時在川藏沿線駐兵、設置糧臺，為交通沿線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時駐軍日常生活需求也提供了商機。于是，一些內地人口陸續(xù)進入西藏等地區(qū)，主要活動于交通沿線。清初，川陜?yōu)橥恍姓^(qū)，較早進入藏彝走廊地區(qū)的主要是陜商（包含大量回民）。他們不懼吃苦，學習藏語，走村串戶，向當?shù)夭刈邃N售商品，獲利甚豐。極端情況下，當時甚至可用一根針換取藏族百姓的一頭牦牛。這極大吸引了內地生活困苦的漢族移民。其時，除官兵外，商人、墾民和各類工匠等流入邊地，主要為自發(fā)行為，以謀生為目的。且流入的漢族移民多為單身男性，因邊地遙遠，往返不易，大多選擇同藏族婦女結合而落籍當?shù)亍h藏通婚成為內地移民普遍的生存策略和選擇。

在民族交流中，族際通婚即不同民族的人組成同一家庭，是民族交融的最高形式，是民族之間形成零距離“一家親”的直接途徑。那么，明清以來藏彝走廊地區(qū)出現(xiàn)的大量漢藏通婚，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這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綜合各種史料看，漢藏通婚所導致的民族交融，所產生的最大結果除了政治、經濟關系更加密切外，另外一個重要表現(xiàn)形式就是漢藏共享文化及共享符號的大量涌現(xiàn)。自明清以來，藏彝走廊地區(qū)出現(xiàn)了諸多漢藏共享文化及共享符號，如關帝廟、文昌廟、觀音閣（藏族稱作度母殿）成為漢藏民族共同祭拜場所。郭達將軍信仰成為打箭爐漢藏群眾共同尊奉的信仰，文成公主傳說故事成為漢藏民眾共同傳頌的歷史記憶，川西小調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傳唱的民歌，涼粉、鍋盔和豆花等成為漢藏群眾共同喜愛的美食，雅江“倒話”以藏語的句法說著漢語的詞匯，格薩爾說唱被稱作“藏三國”，等等。大量共享文化與共享符號的出現(xiàn)，為邊疆文化帶來了多樣性和穩(wěn)定性，是對邊疆文化的極大開拓與豐富。

在邊疆開拓中，王朝力量與民間力量雖緊密交織，但目標并不完全一致。如明朝鼓勵和支持木氏土司向北擴張，本意是遏制藏族勢力向滇西南擴張，但結果卻使納西族與藏族在各個方面發(fā)生密切關系。不僅使一部分納西族融入藏族之中，也使藏傳佛教信仰傳入納西族地區(qū)，藏族與納西族建立起文化上傳統(tǒng)親密關系。納西族被藏族稱作“巴”。清代，納西族無論是在物資貿易還是在文化交流上，均充當了藏族與滇西各民族的媒介和橋梁。在藏彝走廊南部，即滇西北地區(qū)彝語支民族中，普遍存在一種獨特文化現(xiàn)象——“弟兄祖先”傳說，該傳說主要分布于屬于彝語支的13個民族之中。傳說的基本范式是：開天辟地、洪荒之始，一對兄妹成婚，生下幾弟兄，這些弟兄長大后變成了不同民族。麗江一帶，納西族的“弟兄祖先”傳說中，通常包括藏族、納西族、傈僳族及毗鄰的民族，這些傳說正是納西族在藏族與滇西其他民族交往中充當媒介與橋梁的生動反映。

需要指出，過去在討論邊疆開拓時，常有兩種傾向，其一，主要關注王朝的力量，相對忽視民間的力量；其二，不自覺地將王朝力量與民間力量視為一體。事實上，兩種傾向均存在一定認知偏差。在邊疆開拓上，王朝的力量與民間力量雖相互交織，相得益彰，兩者目標、功能并不完全一致，王朝雖是邊疆開拓的引擎和驅動力，但主要遵循民間、民族交往及生活邏輯的民間力量，卻是邊疆開拓中起決定作用的穩(wěn)定劑和凝固劑。田余慶先生在論述中國歷史上的統(tǒng)一問題時，曾說過一句發(fā)人深省的話：“文化才是中國統(tǒng)一真正的凝固劑。”邊疆開拓亦同樣如此。對邊疆開拓而言，王朝力量的基點是政治需求，文化因素則主要來自民間。從此意義說，來自民間并適應邊疆環(huán)境、邊民及民族生活邏輯的文化，才具有長遠的決定性意義，是邊疆開拓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穩(wěn)定劑和凝固劑。馬長壽先生在論及邊疆穩(wěn)定時說：“發(fā)展邊民的自己的生活之道，強于灌注一種外來的方式”，意在強調民間力量的重要作用。

翁獨健先生對民族關系演變趨勢，曾有一段精辟論述：“如果說我國歷史上民族關系有主流的話，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明清時期藏彝走廊連接作用顯著加強，使民族接觸與交流互動日益緊密。這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歷史過程。如果我們在有關邊疆開拓的研究上眼光向下，更加關注民間力量的功能和作用以及邊疆民族生活層面的變化及相互融合過程，將可以看到更多過去被我們忽視的精彩內容。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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