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班禪額爾德尼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重要的活佛世系之一，不僅在格魯派的建立和發(fā)展過程中有重要建樹，而且從清代起就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發(fā)揮重大作用。歷輩班禪傳承至今，始終秉承愛國愛教的歷史傳統(tǒng)，顧全大局、傾心向內，努力維護西藏地方社會穩(wěn)定，對維護祖國統(tǒng)一、促進民族團結作出了巨大貢獻。文章在梳理藏傳佛教愛國愛教典范和歷輩班禪世系的基礎上，從捍衛(wèi)國家主權、維護西藏穩(wěn)定、維護中央權威、促進藏傳佛教發(fā)展四個方面，回顧并列舉了歷輩班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歷史事件與優(yōu)良傳統(tǒng)，認為繼續(xù)學習、傳承和弘揚歷輩班禪愛國愛教、護國利民的光榮傳統(tǒng)，在當代對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仍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價值。

【關鍵詞】歷輩班禪；藏傳佛教；格魯派；愛國愛教

【作者簡介】央宗，女，藏族，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藏學》編輯部副主任

【文章來源】《中國藏學》2024年第1期，原文編發(fā)時略有改動，注釋從略。

正文

班禪額爾德尼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世系之一。600多年來，歷輩班禪一直與中央政府保持良好的關系，亦在促進西藏地方的發(fā)展和民族團結、國家統(tǒng)一等事業(yè)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他們在長期治藏實踐中繼承了藏傳佛教愛國愛教的思想和傳統(tǒng)，成為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并對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發(fā)展鞠躬盡瘁，形成了優(yōu)秀的、產生深遠影響的愛國愛教傳統(tǒng)。

一

（一）佛教教義的愛國思想

佛教義理中，愛國與愛教是緊密聯(lián)系且相輔相成的關系，“愛國與愛教，護國與護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統(tǒng)一體，兩者須臾不可分離，這也是佛教之題中應有之義，基本之義理所在”。佛教徒必然要愛教，這是信仰佛教成為佛教徒的根本前提；愛國與愛教和諧統(tǒng)一，佛教教導知恩報恩，《大乘本生心地觀經(jīng)》中提到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三寶恩四種恩德需要報答，其中報國王恩即報國家恩，就是報答祖國、有愛國之心；報答三寶恩即強調愛教，也就是要求佛教徒要懂得并踐行愛國愛教的思想。

佛教的愛國傳統(tǒng)深厚，佛祖釋迦牟尼在世時，雖已放棄王位出家修行，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和族人，曾先后三次獨自勸退琉璃王對迦毗羅衛(wèi)國的進攻。佛陀這一愛國事跡成為佛教愛國護國的典范，教育佛弟子們要維護祖國，要有愛國愛民之心。

在大乘佛教諸多經(jīng)典中，《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被視為鎮(zhèn)護國家的三部經(jīng)。鎮(zhèn)護國家，就是愛國護國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與當今愛國主義思想高度契合。其中，《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主要講述佛陀是如何為印度波斯匿王等印度十六大國國王守護國土的，經(jīng)中說：“一切國土，若欲亂時，有諸災難，賊來破壞，汝等諸王應當受持讀誦此般若波羅蜜多，嚴飾道場，置百佛像，百菩薩像，百師子座，請百法師解說此經(jīng)，于諸座前然種種燈，燒種種香，散諸雜花，廣大供養(yǎng)衣服臥具，飲食湯藥，房舍床座，一切供事，每日二時講讀此經(jīng)，若王、大臣、比丘、比丘尼、優(yōu)婆塞、優(yōu)婆夷，聽受讀誦，如法修行，災難即滅”。表明國家有難之時，所有佛教徒都應舉行法會，誦讀經(jīng)典，參與護國救災工作。又如《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中的《四天王護國品》經(jīng)中說，“世尊，若有人王，欲護國土常受快樂，欲令眾生咸蒙安隱，欲得摧伏一切外敵，于自國境，永得昌盛，欲令正教流布世間，苦惱惡法皆除滅者。世尊，是諸國主必當聽受是妙經(jīng)王，亦應恭敬供養(yǎng)讀誦受持經(jīng)者。我等及余無量天眾，以是聽法善根威力，得服無上甘露法味，增益我等所有眷屬，并余天神皆得勝利。何以故？以是人王至心聽受是經(jīng)典故”。講述了佛陀在王舍城講經(jīng)時，四大天王發(fā)愿共同護持宣講受持《金光明經(jīng)》的國土和人民，表達了佛教護國利民的思想。

佛教還提倡“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思想。“莊嚴國土就是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物質生活極大豐富、自然條件極其美好、政治清明、沒有戰(zhàn)爭、文明富強、美麗莊嚴的樂園。”佛陀勸勉菩薩以實現(xiàn)莊嚴國土為己任，也在某種層面上體現(xiàn)了佛教的目標理想。

綜上所述，愛國愛教在佛教義理中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形可感的具體要求和內涵，充分挖掘、把握、傳承佛教的愛國愛教精神，對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有著深刻的指導意義和現(xiàn)實價值。

（二）藏傳佛教界愛國愛教典范

愛國愛教是藏傳佛教優(yōu)良傳統(tǒng)的核心內容。在13世紀中葉，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轄后，更涌現(xiàn)了一大批愛國愛教的高僧大德，薩迦班智達就是其中的先驅。正是因為薩迦班智達不畏艱險、顧全大局，作為西藏地方代表，與闊端進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涼州會談”，使蒙藏人民的友好往來成為主流，西藏地方結束了400多年的分裂割據(jù)局面，為促進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自薩迦班智達后，又有其侄八思巴繼承弘揚愛國愛教思想，被元世祖忽必烈尊為帝師，統(tǒng)領全國佛教和吐蕃地區(qū)的事務。八思巴在宗教、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都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僅進一步鞏固了西藏地方和祖國的關系，也密切了漢、藏、蒙古各民族之間的經(jīng)濟和文化交流，是藏傳佛教愛國愛教傳統(tǒng)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明代中央王朝對西藏地方采取“多封眾建”政策，先后冊封第五世噶瑪巴得銀協(xié)巴為大寶法王、薩迦首領貢噶扎西為大乘法王、格魯派高僧釋迦也失為大慈法王，此外還冊封了闡化王、輔教王、闡教王、護教王、贊善王五大王。朝廷與西藏地方各教派首領之間的聯(lián)系和互動，既體現(xiàn)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也反映了藏傳佛教界高僧大德對中央政府權威的認同。

隨著清朝勢力的崛起，格魯派亦獲得了清朝政府強有力的支持，成為當時西藏地方各宗教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教派。當然，這離不開四世班禪和五世達賴喇嘛的精誠合作。在固始汗、四世班禪和五世達賴喇嘛的共同努力下，西藏地方政局漸趨穩(wěn)定。五世達賴喇嘛受封，正式建立與清中央政權的從屬關系，對維護祖國統(tǒng)一，促進藏、漢、滿、蒙古等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作出了巨大貢獻。17世紀后，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企圖干擾破壞中央與西藏地方的政治隸屬關系，從四世到七世班禪額爾德尼，五世、七世、八世達賴喇嘛，第穆活佛、策墨林活佛、熱振活佛等愛國活佛在反對外來侵略和捍衛(wèi)祖國統(tǒng)一方面紛紛作出表率。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帝國主義不斷侵擾干預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務，拉攏親英勢力以達到分裂并攫取西藏的目的，內憂外患的復雜社會環(huán)境，也促使藏傳佛教界的愛國主義力量進一步加強。十三世達賴喇嘛、九世班禪、五世熱振活佛等藏傳佛教界愛國高僧大德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祖國統(tǒng)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尤其是九世班禪，面對英國人的拉攏從未動搖，始終堅持愛國主義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爭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準備充分發(fā)揮西藏政教上層人士的作用，得到了諸如帕巴拉活佛、格達活佛、喜饒嘉措大師、十世班禪大師等眾多愛國人士的積極響應和支持，他們?yōu)槲鞑睾推渌娌氐貐^(qū)的社會進步、民族團結與祖國統(tǒng)一的偉大事業(yè)奮斗終生。

“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是佛陀及無數(shù)弟子的最終理想和目標。事實上，藏傳佛教的發(fā)展與西藏地方和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上述內容僅為簡述藏傳佛教界愛國愛教的典范，他們是藏傳佛教界愛國主義精神的譜寫者，更是藏傳佛教界愛國主義傳統(tǒng)的踐行者。愛國愛教符合佛教的教義教理，是佛教徒弘揚佛法、利益眾生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正確認識愛教與愛國的關系，才能真正清凈修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繼承和發(fā)揚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

二

班禪與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重要的兩大轉世活佛系統(tǒng)。班禪稱號始于清順治二年（1645），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控制西藏地方后，以宗喀巴大師四傳弟子、扎什倫布寺第十六任赤巴羅桑卻吉堅贊（1570—1662）為師。他仿照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達賴喇嘛”尊號的先例，贈予羅桑卻吉堅贊“班禪博克多”的尊號，以表彰其在消滅藏巴汗勢力中所作的貢獻。“班禪博克多”一詞為梵、藏、蒙古語的合稱，“班”是梵語“班智達”的簡稱，意為“博學者、佛學家”，“禪”是藏語“欽波”的簡稱，意為“大”，“班禪”即“大學者、大佛學家”；“博克多”是蒙古語，是蒙古人對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稱。后來，宗喀巴大師弟子克珠杰被追認為一世班禪，索南卻朗、羅桑頓珠分別被追認為二世、三世班禪。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派員帶金冊、金印入藏，在扎什倫布寺冊封五世班禪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額爾德尼”是滿語，意為“珍寶”。此次冊封主要是為了防止拉藏汗獨攬西藏政教事務，以提高班禪的宗教地位以達到平衡西藏地方政教勢力的目的。班禪的稱號及班禪活佛系統(tǒng)也正式得到確定。同時，確定了班禪額爾德尼的駐錫地為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主要影響在以日喀則為中心的后藏地方。

班禪與達賴喇嘛作為格魯派最重要的兩大活佛系統(tǒng)，有著特殊的地位和角色。達賴喇嘛被視作觀世音的化身，而班禪則被視作無量光佛的化身。雖然二者受清廷冊封時間有先有后，達賴喇嘛系統(tǒng)所屬寺廟、莊園、農奴數(shù)也遠遠多于班禪系統(tǒng)，但總體上來說，班禪和達賴喇嘛的宗教、政治地位不相上下，尤其在格魯派生存、鞏固的關鍵時期，“歷輩班禪所起的突出作用，使班禪成了格魯派事實上的領袖，從而在實際上形成了地位相等的兩大活佛系統(tǒng)”。四世班禪曾受拉薩三大寺僧眾之邀前往哲蚌寺為四世達賴喇嘛授沙彌戒，四世班禪與四世達賴喇嘛之間建立了師徒關系。這種長者為師、幼者為徒的互為師徒關系，在藏傳佛教發(fā)展歷史上是包括班禪和達賴喇嘛兩大轉世系統(tǒng)在內的各大活佛系統(tǒng)間存在的一種歷史現(xiàn)象，其隨緣而起，并非定例。

歷史上，歷輩班禪和達賴喇嘛也受到歷朝歷代中央政府的同等重視。以清代為例，順治四年（1647），順治帝封羅桑卻吉堅贊為“金剛上師”，召請四世班禪與五世達賴喇嘛一同進京，但彼時四世班禪已82歲，因年事已高不便遠途跋涉而未能成行。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世班禪赴京覲見乾隆帝。為表示朝廷的高度重視，乾隆帝派“乾清門喀木仁俄妥南孫、然科呼圖克圖等一行，帶來金頂黃轎一頂、紅黃傘蓋各二頂、幢幡四套、儀仗四十件”，到內蒙古鄂托旗迎接，又派皇六子與章嘉呼圖克圖攜敕書在岱海迎接。乾隆帝效仿順治帝建黃寺作為五世達賴喇嘛駐錫地之例，專門在熱河仿照扎什倫布寺修建了須彌福壽廟，甚至特地學習藏語，以能夠和班禪進行直接交流。六世班禪在京圓寂后，乾隆帝親自前往黃寺吊唁，命人建立“清凈化城塔”，并撰寫碑文以示紀念。由此可見，雖然在政治和宗教上班禪額爾德尼與達賴喇嘛地位相當，但從乾隆皇帝的重視程度來看，對班禪系統(tǒng)的看重甚至還超過了達賴喇嘛。

三

（一）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捍衛(wèi)國家主權

乾隆三十九年（1774），英國東印度公司出兵侵占了不丹境內的兩個地區(qū)，企圖以此開啟長期的侵略計劃，打開從中國西藏通往內地的商道。當時的不丹為西藏的藩屬，且此前不丹與西藏發(fā)生沖突時，四世班禪、五世班禪都有過出面調解的先例。因此，不丹方面向六世班禪求救，六世班禪便寫信給英國駐東印度公司總督瓦倫·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要求英印當局停止對不丹的軍事行動。哈斯丁斯雖然接受了六世班禪的調解，但不顧六世班禪的反對，派遣喬治·波格爾（George Bogle）入藏，當然其主要目的并不僅僅是會晤班禪，更多的還是希望通過班禪介紹，與西藏方面談判要求印度與西藏通商、在拉薩設立“使館”，并對西藏的礦產、土特產，孟加拉到拉薩的道路等情況進行調查。然而，在與六世班禪正式的商談中，無論波格爾如何游說，他提出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絕。無論是所謂建立通商關系還是所謂設立“使館”，英印當局的所有所謂的訴求，都關涉我國主權，都觸及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事關重大，不難看出英國的目的絕非僅僅建立商貿關系，實際上包藏著險惡用心。六世班禪頭腦清楚、立場堅定，明確表示“西藏處于清朝皇帝的絕對主權之下，清朝皇帝強有力地嚴密地控制一切事務，與外國政府建立聯(lián)系和友誼都將冒犯清帝”。六世班禪的嚴詞拒絕，表現(xiàn)出始終捍衛(wèi)國家主權的立場和堅定的愛國主義情懷。

18世紀末，西藏遭遇了兩次廓爾喀人的入侵。廓爾喀人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次入侵后藏，此時七世班禪僅6歲，在駐藏大臣慶麟的敦請和陪護下，前往拉薩，跟隨八世達賴喇嘛習經(jīng)，躲避戰(zhàn)禍。1791年，廓爾喀人第二次入侵西藏，占領了聶拉木、濟嚨等地，對扎什倫布寺大肆劫掠。七世班禪其時雖然年幼，但仍積極主動協(xié)助清軍抗擊廓爾喀，并配合中央政府賑濟災民，恢復社會秩序。道光二十一年（1841），森巴人發(fā)動了侵藏戰(zhàn)爭，入侵西藏阿里地區(qū)，遭到西藏地方軍民的奮勇抗擊。這場戰(zhàn)爭歷時近兩年，以西藏地方的勝利告終，成為近代中國人民抗擊帝國主義殖民侵略、捍衛(wèi)祖國統(tǒng)一的重要歷史事件。西藏軍民在面對強敵時，駐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充分貫徹了清廷的決策，地方僧俗、官民齊心協(xié)力，展現(xiàn)了保家衛(wèi)國的頑強精神。為了保障軍糧供應，駐藏大臣孟保和七世班禪商議，由扎什倫布寺協(xié)助運送軍糧，七世班禪大力支持軍需物資，鼓舞戰(zhàn)士的斗志。因七世班禪在森巴戰(zhàn)爭中的擔當和捍衛(wèi)國家主權方面的愛國事跡，道光帝為其加封“宣化綏疆”封號，并賜金冊、金印。

1888—1906年，英國先后兩次對西藏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在第一次抗英戰(zhàn)爭中，九世班禪雖然年幼，但其所轄的扎什倫布寺與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態(tài)度一致，帶領西藏人民積極參與戰(zhàn)斗，頑強抵抗。英國第二次武裝侵略西藏時，九世班禪仍立場堅定，領導后藏全體僧俗人民抗擊英軍，主動向達賴喇嘛提出由班禪拉章承擔部分抗英軍費。即使英國在此過程中妄圖以各種詭計離間達賴喇嘛與班禪的團結，但班禪方面自始至終都沒有動搖過抗英的決心。1905年，英國趁十三世達賴喇嘛逃亡之機，命鄂康諾前往日喀則，鄂康諾遂對班禪提出英國方面“欲一見班禪”，希望九世班禪“束裝往印”。面對英國的強勢態(tài)度和駐藏大臣的束手無策，九世班禪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但他始終堅守愛國主義立場，決定“我勉強一行，生死不問，若我班禪自此違背大皇帝恩德，即死在九幽地獄之中，不得超生。請煩婉稟欽憲轉奏，朝廷諒我苦心，則我班禪感德矣”。這次被迫赴印雖屬“擅行出境，實有不合”，但在印度期間，九世班禪不卑不亢，沒有做任何有損國家主權和利益之事，他堅定的愛國立場和赤誠的愛國之心也得到了清廷的認可，清政府表示“念其情詞恭順，尚屬出于至誠，著即準其回藏，照舊恪供職守”。

由于錯綜復雜的時局形勢和英國的挑撥離間，促使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之間關系逐漸惡化，九世班禪不得不出走內地。此時正值國內軍閥混戰(zhàn)時期，中國處在生死存亡的時刻，且從西藏到內地沿途所見戰(zhàn)亂，使班禪更加明確自己的政治態(tài)度，即為維護祖國和平統(tǒng)一、民族團結而奔走。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九世班禪在南京等地成立“康藏旅京同鄉(xiāng)抗日救國會”“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以宗教領袖的身份，在內蒙古、南京、杭州等地舉行法會，號召各界人士團結抗日。九世班禪在長期的宣化實踐中，充分結合宗教力量與政治訴求，以各種活動形式聚集和調動社會力量來維護國家統(tǒng)一，抵抗日本侵略。九世班禪展示了其在國難當頭之際，始終以救國立命、以救教立心，站在國家立場安撫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已成為一種自覺，而這種自覺自發(fā)的愛國力量與精神不僅撫慰和號召了當時的社會各界人士，也成為九世班禪崇高的精神符號。

以上可知，每當國家主權受到侵犯之時，歷輩班禪始終捍衛(wèi)國家主權。他們的愛國行為基于對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關系的深刻認知，堅信西藏地方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在觸及主權底線的問題上堅持立場、毫不動搖，與西藏人民共同抗擊外敵入侵，維護西藏社會的穩(wěn)定和國家的統(tǒng)一。

（二）調解社會矛盾，維護西藏穩(wěn)定

歷輩班禪曾經(jīng)歷過多次西藏社會的內部矛盾或斗爭，他們始終秉持弘法護國、利樂眾生的原則，積極參與斡旋調處，在維護西藏地方的團結和穩(wěn)定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有清一代，西藏社會內部及周邊經(jīng)常發(fā)生各種紛爭。班禪作為重要的西藏地方政教領袖，在各種地方勢力之間調解矛盾。如1641—1642年間，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在固始汗與藏巴汗之間調解矛盾，最終助力固始汗進入西藏，同時也憑借自己的政治謀略救格魯派于生死存亡。順治十四年（1657），已91歲高齡的四世班禪出面調解并平息了康區(qū)、塔布和工布地區(qū)反對蒙古和碩特統(tǒng)治的斗爭。康熙五十六年（1717），受拉藏汗告急信請求，五世班禪和三大寺代表斡旋于策凌敦多布和拉藏汗之間，勸告雙方不要發(fā)生流血沖突。在準噶爾占領西藏期間，五世班禪始終堅持調解雙方矛盾，得到了準噶爾人的尊重，雖然調解結果并不理想，但班禪在其中的努力也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戰(zhàn)爭給西藏地方帶來的破壞。

除了調解西藏地方糾紛外，歷輩班禪還在維護西藏內部團結上顧全大局、主動作為。為制衡西藏地方政府的勢力，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任命頗羅鼐總理全藏事務，正式設立駐藏大臣正副兩人，同時下旨將扎什倫布寺至岡底斯山地區(qū)劃歸五世班禪管理。五世班禪深知如果接受賜封勢必影響其與達賴喇嘛之間的關系，再三向中央政府請求僅接受了拉孜、昂仁、彭措林3個宗，在維系西藏地方內部團結和維護中央政權威信上作了妥善的處理。道光十七年（1837）十世達賴喇嘛突然圓寂，清政府要求西藏地方尋訪轉世靈童，并以“金瓶掣簽”認定。七世班禪與駐藏大臣、攝政、三大寺堪布以及噶倫等漢藏僧俗官員一起依照清中央政府制定的規(guī)則和程序，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在布達拉宮舉行金瓶掣簽儀式，選出了康區(qū)泰寧（今四川道孚）貧苦之家出生的兒童。掣簽后，七世班禪給轉世靈童剃度、起法名。道光二十四年（1844），道光帝頒布圣旨，任命七世班禪代理攝政，掌辦商上事務。七世班禪一到拉薩即到布達拉宮為皇帝的生辰舉辦祈禱法事。不久，通過駐藏大臣向皇帝表示自己年老體弱，難以勝任攝政之職。這并不是說七世班禪能力不足以勝任，而是其極力維護班禪、達賴喇嘛之間關系，維護西藏地方穩(wěn)定的證明。

九世班禪出走內地期間，他也一直心系西藏問題，兩次致函蔣介石，請他關心藏事。九世班禪發(fā)表了《希望國人認識西藏》《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等演講，表達自己“傾誠內款，思啟政府之遠圖，迅拯藏民于涂炭，南北馳驅，心力交瘁”，再三聲明西藏是中國領土，希望西藏地方早日恢復與國民政府之間正常的隸屬關系。對于破壞社會穩(wěn)定的西藏內部分裂勢力，十世班禪同樣感到憤慨，他向中央政府提出迅速解放西藏的要求，肅清反動分子，驅逐在藏帝國主義勢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簡稱《十七條協(xié)議》）簽訂，隨后班禪與班禪堪布會議廳發(fā)表聲明，表示擁護并正確執(zhí)行全部協(xié)議，為西藏的民族團結努力奮斗。

自清代以來，西藏社會內部各種勢力角逐出現(xiàn)的矛盾都有歷輩班禪積極調解和主動作為的努力，尤其是當西藏內部出現(xiàn)分裂勢力時，班禪更是始終堅定愛國主義立場不動搖，傾心內向，以愛國愛藏的高尚情懷同分裂勢力堅決斗爭，為維護西藏的穩(wěn)定發(fā)展和民族團結鞠躬盡瘁。

（三）擁護中央決策，維護中央權威

歷輩班禪在主持后藏地區(qū)政教事務過程中，一直與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對于中央政府的重要決策，他們積極擁護，堅定不移地執(zhí)行中央命令，為更加妥善治理西藏地方出謀獻策。

清軍入關前，固始汗、四世班禪和五世達賴喇嘛就議定要歸附清朝，遂派使團前往盛京覲見清太宗皇太極。清朝正式建立后，清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權的隸屬關系日益明確。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世班禪委托章嘉活佛轉奏乾隆皇帝希望進京為乾隆帝慶祝七十大壽，并于次年接到同意進京朝覲的圣旨。六世班禪進京是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標志著班禪系統(tǒng)與中央政府關系的正式確立，不僅使班禪系統(tǒng)與中央政府的關系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而且也為之后班禪系統(tǒng)與中央政府關系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乾隆五十八年（1793），《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頒布后，得到西藏地方各階層的擁護，宗教領袖積極配合，駐藏大臣和琳持圣諭來到扎什倫布寺，七世班禪表示“至誠奉行”。在金瓶掣簽問題上，自實施以來，班禪系統(tǒng)都積極擁護，八世、九世、十一世班禪都由金瓶掣簽認定。在對達賴喇嘛及其他藏傳佛教高僧的轉世靈童認定中，七世班禪奉道光帝旨意，分別主持了九世、十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掣簽儀式，為轉世靈童剃度、授戒、取法名，得到道光帝的賞賜。道光二十四年，七世班禪又奉旨前往拉薩主持哲布尊丹巴活佛轉世靈童的金瓶掣簽儀式，并受道光帝敕諭，暫行看顧哲布尊丹巴，待其年滿5歲，依舊由七世班禪授戒。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了歷輩班禪是金瓶掣簽這一重要制度的忠實擁護者和執(zhí)行者。

1931年9月18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西防會議”，四川、云南、青海、甘肅、陜西五省軍事代表參加。九世班禪在會上提出12條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充分強調西藏絕對服從中央的觀點，提出西藏的外交應由中央主持，請求中央派大員主持前后藏事務、劃清西康與前后藏的地界等，反映了九世班禪心向祖國、維護中央政府權威的立場和決心。

十世班禪更是一生致力于促進國家和西藏地方的繁榮發(fā)展，始終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將自己一生的思想總結為“四愛”原則，即愛共產黨、愛祖國、愛自己的民族、愛自己信仰的宗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世班禪立即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他始終擁護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向中央政府就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qū)的工作提出真知灼見。十世班禪曾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二、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xié)第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這表明中央政府對班禪大師的高度信任，班禪大師也以更加高昂的熱情勤奮工作，為充分踐行“四愛”原則而奔走操勞，是當之無愧的偉大愛國主義者。

（四）順應環(huán)境局勢，促進藏傳佛教發(fā)展

歷史上，從五世達賴喇嘛被清中央冊封開始，達賴喇嘛正式成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但從藏傳佛教格魯派發(fā)展史來說，歷輩班禪以高深的佛學造詣對格魯派的發(fā)展作出了極大建樹，尤其是在格魯派生死存亡等關鍵時期，班禪更是表現(xiàn)突出，也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重要的領袖。可以說，歷輩班禪順應了不同的時代環(huán)境和局勢，對整個藏傳佛教的傳播、鞏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四世班禪曾處于西藏地方極度動蕩的歷史時期。噶瑪噶舉、止貢噶舉和藏巴汗聯(lián)合對格魯派進行公開迫害，萬歷三十三年（1605），藏巴汗與止貢本欽聯(lián)合攻打支持格魯派的第巴吉雪巴，破壞色拉寺、哲蚌寺，殺害僧侶和百姓5000余人。萬歷四十四年（1616），四世達賴喇嘛突然圓寂，這對藏巴汗來說是打擊格魯派的最好時機，于是下令禁止達賴喇嘛轉世。萬歷四十六年（1618），藏巴汗軍隊再度攻占搶劫色拉寺、哲蚌寺。隨著藏巴汗政權對格魯派的壓迫變本加厲，四世班禪挑起了拯救格魯派的重任，毅然辭去扎什倫布寺住持職務，應邀任哲蚌寺、色拉寺住持，并利用幫藏巴汗治愈重疾的機會提出條件，要求藏巴汗允許為四世達賴喇嘛尋訪轉世靈童。在他的努力下，達賴系統(tǒng)轉世得以承續(xù)。但藏巴汗依然嘗試執(zhí)行自己的計劃，聯(lián)合信仰噶舉派的卻圖汗以消滅格魯派，四世班禪和五世達賴喇嘛不得不尋求支援，聯(lián)合信奉格魯派的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最終擊敗敵視迫害格魯派的卻圖汗、白利土司和藏巴汗，以格魯派的大獲全勝告終。在固始汗的支持下，格魯派在西藏地方建立了甘丹頗章政權，確立了格魯派在藏傳佛教中的統(tǒng)治地位。在這場重要的拯救格魯派的斗爭中，實際上四世班禪憑借自己的政治謀略，起到了核心作用，是當時格魯派真正的領袖，不僅救格魯派于危亡，也奠定了藏傳佛教的發(fā)展格局，客觀上促進了藏傳佛教的發(fā)展。

民主改革使西藏廢除了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建立起全新的社會制度。面臨巨大的社會轉型，藏傳佛教只有順應社會時代發(fā)展，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才能健康發(fā)展、有序傳承。因此，十世班禪大師在充分尊重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藏族社會實際的情況下，對藏傳佛教寺院改革提出主張。1960年，作為扎什倫布寺第一屆民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十世班禪堅持“憲法進寺廟”，對寺廟實行民主管理，同時尊重寺廟本身特點，堅持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對佛教經(jīng)典的學習、研討，為廢除寺廟封建特權和寺院體制的民主化、規(guī)范化管理作出了初步嘗試，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在期間發(fā)現(xiàn)一些錯誤傾向和做法。改革開放以來，十世班禪大師又開展了涉及西藏自治區(qū)20多個縣的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試點工作，總結出以下幾點工作經(jīng)驗：（1）建設強有力的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遵循愛國愛教原則，堅持以法管寺、以教治教；（2）建立健全寺廟管理制度、宗教活動和學經(jīng)制度、民主會議制度和紀律管理制度、政治和文化科學知識學習制度、財務管理制度等相關規(guī)章制度；（3）把培養(yǎng)具有高深佛學造詣的佛教知識分子的工作和滿足信教群眾宗教生活需要的工作作為民管會首要任務；（4）堅持“以寺養(yǎng)寺”，在保證僧眾學習和進行宗教活動的基本前提下，組織僧眾積極從事農林牧副業(yè)生產、開辦適合寺廟特點的社會公益和服務事業(yè)；（5）組織在寺僧眾進行時事政治學習和文化科學知識學習，對僧眾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團結的教育以及法制教育和形勢教育。對藏傳佛教寺院管理進行試點和改革，是繼承和發(fā)展藏傳佛教的一次重要實踐，提出了“憲法進廟”“以寺養(yǎng)寺”等與時俱進的理念，對促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引導藏傳佛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具有極為深遠的現(xiàn)實意義。

除了寺廟本身的制度建設外，十世班禪大師同樣重視藏傳佛教僧才的教育和培養(yǎng)。在黨和政府的支持及十世班禪大師的倡議下，西藏及其他涉藏工作重點省先后創(chuàng)辦了省級藏語系佛學院，1987年9月1日又在北京西黃寺成立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由十世班禪任院長，以培養(yǎng)愛國愛教、具備高深佛學造詣和懂得現(xiàn)代科學文化知識的藏傳佛教高素質僧才為己任。近40年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和各省級佛學院的教育培養(yǎng)模式，使藏傳佛教學經(jīng)制度從傳統(tǒng)的經(jīng)院教育轉向現(xiàn)代教育，為國家和藏傳佛教界培養(yǎng)了一大批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藏傳佛教僧才，在推進藏傳佛教健康發(fā)展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四

十世班禪大師曾指出，“要像愛護自己的生命那樣，熱愛社會主義祖國；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珠那樣，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一切宗教活動要在愛國的前提下進行。大家首先要愛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我們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和各民族的團結，特別是藏、漢兩個民族的團結。其次要愛教，遵循佛祖的教導，嚴守戒律，學好宗教知識，多做善事，弘揚佛法。”十世班禪大師關于愛國愛教的行為準則不僅是對歷輩班禪自清代以來的實踐總結進行的高度提煉，也是他為藏傳佛教界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繼承和發(fā)揚了歷輩班禪愛國愛教的傳統(tǒng)，精進學修，勤勉刻苦，于2021年10月26日獲得扎什倫布寺最高佛學學位“嘎欽”。十一世班禪表示，“我既不屬于自己，也沒有我自己，我將全身心奉獻于‘愛國愛教、護國利民’的宏偉事業(yè)中來”，展現(xiàn)出藏傳佛教界愛國愛教高尚風范的當代延續(xù)，同時也體現(xiàn)了新時代藏傳佛教代表人士的價值和理念。

從一世班禪克珠杰時代至今的600余年來，歷輩班禪在所屬的后藏地區(qū)形成了愛國愛教的思想和優(yōu)良傳統(tǒng)。不論歷史的順境與逆境，不論格魯派自身的發(fā)展還是國家的生死存亡，歷輩班禪都跨越了更遠的時空距離，克服了諸多現(xiàn)實因素的困難，積極主動地承擔起自己的政教事業(yè)責任，以無我精神，為維護西藏社會穩(wěn)定，促進民族團結，捍衛(wèi)國家主權貢獻力量，終生奉行佛教“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思想。

總而言之，歷輩班禪額爾德尼都延續(xù)著愛國愛教、護國利民的光榮傳統(tǒng)。這份光榮的傳統(tǒng)具有十分深厚的內涵和大量的史料佐證，學界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并未一一列舉。大量事實證明，歷輩班禪的愛國愛教思想“深植于藏傳佛教源遠流長的愛國愛教的佛法教義里，深植于歷世班禪額爾德尼傾心內向、維護祖國統(tǒng)一、促進民族團結的愛國思想和行為中，深植于他為促進世界和平、人類安寧、眾生和樂而奔走努力的視野之中”。繼續(xù)學習、傳承并弘揚歷輩班禪的愛國愛教思想，在當下的時代語境中，對更好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仍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