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藏族音樂的研究突破以往以宗教音樂及民歌為主的局面，開始有更多學者將視角投向藏族樂器、音樂史料等新的領域，出版了幾部優(yōu)秀的著作成果。

覺嘎編著的《論藏族傳統(tǒng)樂器——扎念（藏漢文對照）》（中國藏學出版社）主要從形制構造、音響特性、演奏技術、風格流派和傳承脈絡五個方面介紹廣泛流傳于西藏的民間樂器——扎念。其中，前四個部分重點是對扎念樂器本體的考察研究，而第五個部分則是對扎念樂器歷史的考證分析。

桑德諾瓦、鞏海蒂編著的《云南藏傳佛教音樂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是作者近10年來對中國云南省藏傳佛教及其音樂調查、研究的綜合與總結或者說是階段性成果。該著作以音樂理論為研究依據，同時也結合了宗教音樂本身所具有的儀式感和地域特殊性，將整部著作劃分成修供音聲，法事儀軌（金剛薩埵修供儀軌、妙欲云煙薈供儀軌、普巴金剛祈請簡軌），俱生樂，緣起樂，羌姆舞，音聲形態(tài)（音階、調式、旋律、節(jié)拍、節(jié)奏、速度、曲式結構、音樂織體、詞律結構、詞曲關系、樂譜類別）等部分，最后還討論了藏傳佛教音樂在納西族、普米族、怒族、藏族聚居區(qū)的傳承、變化及其所具有的共性。

嘉雍群培、袁靜芳主編的《藏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宗教文化出版社）以《律經》《華嚴經》《寶積經》《經部》《續(xù)部》《舊續(xù)部》《無垢光經》七部經書為研究對象，對藏文佛經的音樂記載進行深入研究，拓展了藏傳佛教甚至整個佛教音樂研究的文獻范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馬毅、包天天的《爾蘇藏族民歌研究》（《音樂時空》理論版第2期）從方言入手，對地處藏彝走廊東部的爾蘇藏族民歌的特點及其表演方式加以研究，并根據其民歌的內容和曲調，還將爾蘇藏族民歌分為情歌、山歌、婚嫁歌、苦歌以及喪歌五種形式。

應秀文的《青海玉樹藏族民歌音樂特點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從作曲技術角度出發(fā)，從音階與調式、旋法特征、唱腔與襯詞、節(jié)拍與節(jié)奏、曲體結構等五個方面對青海玉樹藏族民歌進行比較性研究，總結出青海玉樹藏族民歌旋律上所具有的藝術特色，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孔祥馥的《試析河湟“花兒”語言中蘊涵的民俗文化現(xiàn)象》（《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亦是結合青海河湟“花兒”山歌的語言中富有典型性的民俗文化詞匯，來探討其“花兒”中所蘊涵的飲食、服飾、氣象、節(jié)氣及生產等民俗文化方面的特征，其中不乏帶有歷史文化印記和表現(xiàn)漢藏民族文化交匯的民歌詞匯，但作者在結論中試圖以此說明語言與文化之間存在的必然聯(lián)系，這一點稍顯單薄。

銀卓瑪《藏族“拉伊”曲調的變異性之微觀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第2期）通過對青海黃南、海北、海西等不同藏區(qū)的田野調查和采譜分析，發(fā)現(xiàn)藏族情歌“拉伊”在不同地域的流傳過程中其曲調及唱詞發(fā)生了變異，就此從微觀的層次對同一曲調的“拉伊”在不同歌者中產生的變異性加以觀察，進而總結出一定的變異規(guī)律及其原因。其變異共性主要體現(xiàn)在不同歌者在母版曲調基礎之上的即興“喉顫”裝飾、“節(jié)奏變化”“轉換調式”“曲式變化”或“速度變化”等；其變異原因也與“拉伊”在安多地區(qū)的流傳主要是靠記憶傳承有關。本文所采取的實地調查和深入細致的剖析微觀問題的方法值得借鑒。

佛教儀式音樂成為近幾年的研究熱點，2012年學者們仍然做著不同的嘗試，其中申波的《松贊林寺“迎佛節(jié)”儀式音樂考察》（《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第2期）一篇較為深入，該文主要是通過對香格里拉松贊林寺“迎佛節(jié)”儀式的考察，透視其音樂與儀式的關系，并以個體觀察的立場，描述了儀式音樂與儀式信仰“有效性”的互動關系，他指出：念（經）、唱（歌）、奏（樂）作為一種結構表述系統(tǒng)，在“迎佛節(jié)”儀式中，不僅構成了文化陳述的重要途徑，更構成了藏民族群體重要的心理體驗與情感記憶；同時，儀式音樂作為一種文化象征所指的符號標志，也成了藏民族社會公共領域獨特歷史表述的重要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