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藏族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相關古典詩學理論《詩鏡》研究有兩種頗具分量的著作出版，一是趙康編譯的《〈詩鏡〉四體合璧》（中國藏學出版社）；一是賀文宣譯的《藏族詩學概論》（民族出版社）。

趙康編譯的《〈詩鏡〉四體合璧》一書，依據(jù)作者之前言，是以噶瑪司徒·丹貝寧杰的《詩鏡雙語合璧》（此處藏文原作者與書名之譯法，均采用了本書作者的漢文翻譯，下同）另外，關于《詩鏡》的各種藏文注疏本的書名可參考東噶·洛桑赤列的《詩學明鑒》（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4月）第617—626頁所羅列出的詳細書目。為底本，主要參考了六種藏文注疏本和一種漢文譯本的部分章節(jié)，翻譯而成的。六種藏文注疏本為：康珠·丹增曲吉尼瑪?shù)摹睹钜粽Z之游戲?！?、崩熱巴·澤旺班巴爾的《詩鏡注·甘蔗樹》、五世達賴喇嘛的《詩鏡釋難·妙音歡喜之歌》、第巴桑結嘉措的《〈詩鏡釋難·妙音歡喜之歌〉之注疏》、米龐·格列囊杰的《檀丁意飾》、久米龐·囊杰嘉措的《詩鏡注·妙音歡喜之游戲?！贰Ｒ环N漢文譯本與注釋為金克木所譯《詩鏡》之第一章與第三章的“詩病”部分。

此外，本書附錄了三篇有分量的文章，一為《對執(zhí)杖者大師所著〈詩鏡雙語合璧〉木刻版本中若干誤漏字的校正》，二為《四種〈詩鏡〉藏文譯本中的文字互譯比較》，三為《八種〈詩鏡〉藏文譯本考略》。特別是第二篇文章詳細比較了四種版本從頭至尾的差異，從中可以窺見藏譯本修訂過程之一斑，為研究者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奠定了今后研究工作的堅實基礎。

本書編譯者趙康先生多年從事藏文譯本《詩鏡》和藏文著作之各種《詩鏡》注疏的學習和研究，在相關藏族古典詩學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開辟的研究道路有待后學承繼。

賀文宣譯的《藏族詩學概論》是才旦夏茸活佛關于古典（傳統(tǒng)）詩學的著作。根據(jù)原作者后記與譯者前言，《藏族詩學概論》最初成書于1952年。1979年，該書被確定為西北民族學院第一屆古藏文研究生的藏文詩學教材。1981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譯本以藏漢合璧的方式進行，采用《詩鏡》體例，即“本體、莊嚴和除過”；內(nèi)容即“風格十德、三十五義莊嚴、十種音義過”等，對檀丁詩學的基本范疇有所補充，可以說是一本全面系統(tǒng)地闡釋藏族詩學理論的著作，比如藏族傳統(tǒng)詩學中比較關注的三十五義莊嚴，在本書中已經(jīng)發(fā)揮演變成了三百多種修辭格（莊嚴）等。書中作者還以自己的新作詩文，來說明藏文詩學中的各種藝術技巧。

關于修辭格名稱及內(nèi)涵的翻譯，譯者表示其文字有些簡略而深奧，不易理解，所以參照了東噶·洛桑赤列教授所著《詩學明鑒》中的表述方式來加以變通翻譯手段。譯者還希望本書能對漢文修辭理論和修辭手法方面起到一些借鑒作用。賀文宣先生對藏族古典詩學的翻譯與研究成果有目共睹，他多年從事藏漢、漢藏翻譯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并且系統(tǒng)學習與研究過藏文譯本《詩鏡》及其各種藏文注疏，其研究根基是雄厚的。以上兩本相關藏族古典詩學理論的譯本，需要稍加關注的在于兩個方面：首先，兩種譯本無疑是非常難得且值得信賴的翻譯力作，對于研究藏族古典文學和傳統(tǒng)文學理論的學者來說，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和研究論著。其次，兩位譯者分別繼承了藏族古典詩學理論在新時期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雙峰”，即才旦夏茸活佛和東噶·洛桑赤列活佛的探索成績。毫無疑問，這些成績的取得，反映了新中國藏學的重要成果。但是，與黃寶生所譯《詩鏡》相比較，文中采用的現(xiàn)代文學理論術語，藏族古典詩學理論的翻譯和介紹等方面的工作還有提高的空間。

此外，本年度也有不少研究者把視覺放在《倉央嘉措情歌》《羅摩衍那》、格言詩、藏戲等方面，有些文章，還頗具新意。

覺乃·云才讓的《論藏族古典寓言小說中的佛教思想》（《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選取了《蓮苑歌舞》《禪師和老鼠》《青頸鳥的故事》《牦牛、綿羊、山羊和豬的故事》《黃鶯的故事》《飛禽選王》《比丘和烏鴉》等七部典型的寓言小說，分析了其中所蘊含的佛教思想。作者認為，這些以動物為主人公的“寓言小說”中蘊含著豐厚的佛教思想內(nèi)容，且這種思想始終貫穿在小說中。這些寓言小說包含的佛教思想主要有四種觀念，即：“無?！薄傲垒喕亍薄耙蚬麍髴薄捌斩缺娚?。作家運用高超的寫作技法結合動物的特性，將這些佛教思想注入其中，以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教化作用。比如《青頸鳥的故事》，塑造的杜鵑形象深入人心，感人至深，成為后來者常常選用的文學典型形象。

作者還進一步認為佛教思想不僅在寓言小說中有體現(xiàn)，在藏族史詩、章回小說、傳記文學中也有所反映，這與藏族社會與作家的認識觀，以及文化修養(yǎng)是分不開的。

榮立宇的《倉央嘉措詩歌漢譯的統(tǒng)計學特征》（《西藏研究》第5期）一文綜述了自1930年代開始漢譯《倉央嘉措詩歌》的21種譯本的特點。作者認為根據(jù)原文本（藏文）的5種不同形態(tài)，衍生出了各種漢譯本，其中尤以于道泉、王沂暖和莊晶的譯本受到廣泛的關注。就21種譯本譯者的身份來看，有學者、學者兼詩人、詩人和宗教人士。其中前兩者翻譯的可信度和讀者接受度更高。從翻譯文本的語言風格來看，有律詩體、民歌體和散文體等多種形式。從思想傾向來看，有些以情詩來翻譯；有的則相反，認為是道歌；有的認為情是表，里含政治意味。不論哪種傾向，都毫無疑問加入了譯者的“風格”。雖然因譯者之思想傾向，使翻譯帶有些許瑕疵，但總體上呈現(xiàn)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態(tài)勢。

多旦《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藏文文獻價值與研究綜述》（《西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分析了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在藏族傳統(tǒng)文學中的價值與意義。作者認為：“在藏族傳統(tǒng)文獻中有關《羅摩衍那》文獻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翻譯類、典故類、再創(chuàng)作類和記述故事類?！狈g方面，從吐蕃時期開始，見于敦煌文獻中的五篇，即：IO73A、IO737B、IO737C、IO737D、PT983以外，在嘎瓦貝澤所譯的《殊勝贊》與《勝出天神贊》的注解中也有片段介紹。20世紀30年代，根敦群培等人的新譯作，對這部偉大史詩進行過不同版本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這部著作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在藏族文化早已形成的注疏傳統(tǒng)中，在介紹注疏這部史詩的基礎上，對此再創(chuàng)作及編述故事，是一種常態(tài)，比如象雄扎巴的《羅摩衍那》、端智嘉的《羅摩衍那》等。

《羅摩衍那》從吐蕃時代翻譯成藏文后，在近一千兩百年間，被西藏文人闡釋、再創(chuàng)作或加工等，顯示了其本土化過程，并在此過程中形成的西藏文學史上的“羅摩衍那”現(xiàn)象。用該文中的這句話，總結這部史詩的再介紹、再創(chuàng)作工程，是最貼切不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