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藏族文學研究比較關注“詩論”、古典文學、當代漢文創(chuàng)作和《格薩爾》史詩等幾個方面，從發(fā)表論文的數(shù)量和質量來看，成績比較突出的依然是當代漢文創(chuàng)作和史詩《格薩爾》。值得注意的是，學界也開始關注藏族文學理論方面。下面分別敘述各類研究的主要成績。

一、文學理論

徐其超《論藏文〈詩鏡〉生命美學意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2期）討論了檀丁《詩鏡》藏文譯本中表現(xiàn)出的“生命美學”意蘊。文章認為藏族學者在對《詩鏡》翻譯基礎上進行的增刪取舍體現(xiàn)了民族化的特點。我們不僅要看到這種民族化的表象特點，更應該從藏文《詩鏡》關注的“四大事”和“十七事”的人生內涵，深入挖掘其“生命美學”的意義。著者認為“藏文《詩鏡》生命美學由于在對人生作哲學之思、美學之思時具有鮮明與突出的個性”，因此，能“直接面對西方現(xiàn)代美學進行超時空的對話和交流”。藏文《詩鏡》和西方的生命哲學、生命美學對話，“有利于東西方生命價值觀的整合，有利于生命美學的融匯創(chuàng)新，構建充滿生命創(chuàng)造活力而又道德完美至善的和諧社會即西方習稱的良性社會”。但從作者參照的資料來看，并不是藏文原文，而是一種翻譯資料，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論文的說服力度。實際上《詩鏡》已有黃寶生的梵漢全譯本出版，評論時可作對照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