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由西北民族大學海外文獻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編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第1—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問世，為學界提供了研究敦煌藏文文獻的基礎文獻。其中，第8冊收錄P.T.714—P.T.849號文書，主要涉及《天地八陽神咒經》《瑜伽師地論》《百智論》《六十頌如理論》《大小乘三種和外道見解要約之別》等佛教經籍、中觀、因明等類文獻，另有《聲明要領二卷》（P.T.843、P.T.845，又譯《語合二卷》）等其他文獻。第9冊收錄P.T.850—P.T.990號文書，內容主要有佛教文獻、文學典籍（如《羅摩衍那》《如來調伏國王記》），漢譯藏典籍（如《尚書》）和書信等。其中，佛教文獻有《普賢行愿王經》《賢愚因緣經》等佛經、《分別解脫戒經》等戒律文獻以及《于闐教法史》等歷史文獻。第10冊收錄P.T.990—P.T.1133號文書，內容主要有佛教文獻、文學典籍（如傳說故事、苯教故事），占卜文獻、法律文獻（如狩獵傷人賠償律、縱犬傷人賠償律、盜竊追賠律），藏醫(yī)藥文獻（如藏醫(yī)灸法、藏醫(yī)雜療方）以及書函、契約等。佛教文獻中涉及佛經、祈愿文、佛教人物、僧人捐獻經卷登記薄等。

敦煌古藏文文獻研究內容廣泛，其中涉及宗教的有卡崗·扎西才讓的《敦煌文獻P.T.849中首次發(fā)現(xiàn)的蓮花生大師傳記文獻研究》（《中國藏學》藏文版第1期）文章認為，雖然關于蓮花生大師的傳記文獻已經很多，但是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P.T.849號文獻是最早的蓮花生傳記文獻之一，無論對歷史研究還是語言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作者對文獻中記載的蓮花生大師的身世，在吐蕃傳教的過程進行了介紹，特別是提到大師曾經遠赴山西五臺山和甘肅肅州等地，認為這篇文獻形成于大師在肅州時期。

恰日·嘎藏陀美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百拜懺悔經>及相關問題研究》（《中國藏學》藏文版第1期）對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百拜懺悔經》初傳吐蕃的過程，《百拜懺悔經》的藏譯者，以及“寧布桑瓦”包括的《百拜懺悔經》等經典與法器進行了分析研究。格藏陀美在《法藏敦煌藏文寫卷P.T.151解析》（《西藏研究》藏文版第2期）一文中，對以往學界較少注意的法藏敦煌藏文寫卷P.T.151號進行了研究。P.T.151號即著名的《普賢行愿品》，全名《普賢菩薩行愿王經》，本文除了對這部經典的作者做了介紹，還從輔音、元音、前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上加字、下加字、虛詞、縮寫等九個方面對這部敦煌古藏文寫卷的語言文字進行了細致的分析研究。

楊本加的《敦煌藏文寫卷P.T.903解析》（《西藏研究》藏文版第2期）一文對敦煌藏文寫卷P.T.903號《根本薩婆多部律攝》進行了研究?！陡舅_婆多部律攝》別名《別解脫注釋律攝》，古印度著名論師勝友著，共13卷，由赤松德贊時期著名譯師毗盧遮那等譯成藏文，后經譯師釋迦比丘杰瓦喜繞根據(jù)此敦煌寫卷和梵文原文對照后修訂。本文對《根本薩婆多部律攝》的根據(jù)、內容和結構做了分析，并對論師勝友進行了簡單介紹。

吉加本的《初探敦煌古藏文<白傘蓋>殘卷及其譯者》（《西藏研究》藏文版第3期）一文在介紹近30件敦煌古藏文《白傘蓋》殘卷概況的基礎上，指出首次翻譯敦煌古藏文《白傘蓋》殘卷的是古印度譯師楚臣旺布絳曲和絳曲許年，他倆可能在贊普赤德松贊時期來吐蕃并把《白傘蓋》翻譯成藏文。文章還對敦煌發(fā)現(xiàn)諸多古藏文《白傘蓋》殘卷的原因及不同譯本進行了分析研究。

阿旺加措、云草在《敦煌文獻P.T. 1047譯評及相關苯教術語釋義》（《合作民族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藏文版第1期）一文中指出，王堯、陳踐兩位先生翻譯的敦煌文獻P.T.1047號一些地方有待商榷。作者對這篇文獻的譯文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同時重點對該文獻中的苯教術語做了考釋。

涉及文學的有：夏吾卡先的《敦煌文獻中<馬駒三兄弟的故事>探微》（《中國藏學》藏文版第2期）在對敦煌文獻《馬駒三兄弟的故事》的流傳、編目、翻譯和研究情況進行簡單介紹的基礎上，利用文獻資料，對該文獻涉及的主要地名進行了考證，認為這不是如托瑪斯所斷定的產生于藏羌之境，而是一部純粹產生于藏地的文獻，作者以古藏文、字體、語法等方面的對比研究論證了自己的觀點。

羊毛吉的《初探敦煌文獻中的<馬與野馬故事>與歷代藏族文學作品之關系》（《西藏研究》藏文版第3期）從主題、敘述、修辭、文體、諺語使用等五個方面對敦煌文獻《馬與野馬故事》與后期諸多藏族文學作品進行了對比研究，認為《馬與野馬故事》無論是主題、敘述、修辭還是文體方面都對后期諸如《猴鳥故事》《蓮苑歡歌》《格薩爾王傳》等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打下了基礎。

秀日多的《法藏敦煌藏文<羅摩衍那>譯文探微》（《西藏研究》藏文版第3期）一文首先對古印度的《羅摩衍那》進行了簡單的介紹，在此基礎上對法藏敦煌藏文《羅摩衍那》譯文進行了分析，認為這些殘卷由多位譯師根據(jù)一個底本翻譯，作者同時還對敦煌藏文《羅摩衍那》譯文和象雄曲旺扎巴的譯文做了對比研究。

涉及語言文字的有：三羊切旦的《法藏敦煌藏文寫卷P.T.1080號新探》（《中國藏學》藏文版第3期）一文對敦煌藏文寫卷P.T.1080號《關于女仆的訴訟狀》涉及的時間、地點、歷史背景、訴訟狀的形式和特點進行了分析，認為這次訴訟發(fā)生在敦煌，其中提到的兔年是吐蕃初次占領敦煌的727年，這次訴訟發(fā)生在747年。吐蕃占領敦煌以后，社會逐漸從最初的混亂走向穩(wěn)定，解決爭端須依法律，訴狀等亦用藏文。

多杰東智的《敦煌藏文文獻中后綴字“巴”的研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藏文版第1期）運用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對敦煌藏文文獻中出現(xiàn)的后綴字“巴”進行了分析，并與《聲勢論》的相關規(guī)則進行了對比研究。

格日吉、卡毛加的《淺析敦煌藏文文獻中的數(shù)字文化現(xiàn)象》（《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藏文版第1期）對敦煌藏文文獻中出現(xiàn)的數(shù)字、數(shù)位、度量衡（長度、面積、重量）等數(shù)字文化現(xiàn)象進行了介紹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