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文崇一教授于1972年曾以為臺灣的史學多半停滯在描述的階段，而民族史的研究與歷史學的研究相較，可能還落后一大段路。[①] 1984年4月間，日本著名藏學家山口瑞鳳教授來臺參加學術(shù)研討會，與邊疆學界接觸以后，曾直言以為臺灣的中國邊疆研究水平，除少數(shù)人外，仍比不上清末的水平。[②] 1989年5月6日，滿族學者那思陸教授更譏評臺灣的邊疆研究乃“閉門造車”。[③] 適巧，在同時期大陸知名藏學家王堯教授亦撰文批評，臺灣藏學界自我封閉，真正是“閉門造車”。[④] 準上述人士所云，臺灣的有關中國邊疆研究，在1989年以前，似乎沒有獲得很好的評價。

藏學乃臺灣有關中國邊疆研究的一環(huán)，藏族史更是藏學很重要的一個學門，是判斷一地藏學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原因在于治藏族史者，必須具備豐富的西藏人文社會背景與地理常識，以及熟稔西藏語文等條件，否則不易有良好的研究成果。而且當今國際學界仍以藏族史為藏學的研究主流。[⑤] 職是，筆者擬自1949年以來臺灣的藏族史研究情況，做一回顧與檢討。檢視藏族史研究在臺灣為人所詬病的中國邊疆研究的大環(huán)境下，究竟如何淵源?如何發(fā)展?有哪些研究成果?從事藏族史研究的學者，又是采取什么方法?并以之與大陸的藏學界做比較。希冀由上述途徑，了解臺灣在過去50年來，藏族史研究的總體狀況，以供未來走向與努力的參考。

二、淵源與發(fā)展

近世西藏之變局，以及西方研究中國邊疆史地之帝國主義心態(tài)，刺激了有識之士，促使彼等開始注意近代西藏的政教制度、歷史地位、涉外關系及邊界問題等，圖供中央政府研擬治藏政策之參考。[⑥] 在致力邊政研究之同時,亦嘗試由治邊疆歷史的角度來了解西藏歷史上的過去種種，并從事基本史料的收集與整理，其著者如吳燕紹、李鐵錚、任乃強、丁實存等人。在抗戰(zhàn)時期的《邊政公論》與《邊事研究》等刊物發(fā)表研究成果。彼等系以邊政角度從事藏族史研究，試圖引起國人對西藏之重視。

在早期，以專研藏族史而聞名學界者，則推吳燕紹為先驅(qū)。吳氏早年于前清內(nèi)閣在理藩部主事，曾擇要抄錄邊事舊檔，并為殖邊學堂教授邊疆史地課程。民國后，則在蒙藏院任職，專力于輯錄清代邊疆史料，窮畢生之力編成一部數(shù)百萬字的《清代蒙藏回部典匯》。其間曾為清史館主事《清史稿——西藏篇》的編寫工作，其后又至北京大學歷史系擔任西藏史課程，編成《西藏史大綱》講義，起自唐初，迄于乾隆中葉，近年曾由吳豐培整理出版。[⑦]

抗戰(zhàn)時期前后，在藏族古代史通論方面，能有研究并有專著發(fā)表者，洪滌塵與法尊法師二位較具代表性。洪滌塵所編著之《西藏史地大綱》[⑧]，將西藏地理概況與藏族史合編于一書之中，藏族史部分均本于漢文史料，對于唐代、清代與民國時期記述較詳，宋元明時期則失之簡略。洪氏撰著本書之主要目的，在于喚醒國人對西藏邊區(qū)的注意。法尊法師著有《西藏民族政教史》[⑨]一書，由于法師曾入藏求法，精通藏文，在著作時參考了當時國人少見的藏文教法史料如《布敦佛教史》《西藏王統(tǒng)記》《青史》《土觀西藏佛教各宗派源流》、滾卻倫主與桑杰彭措之《西藏佛教史》等著述，全書重點在于藏傳佛教之沿革與教義之敘述，可供研究藏傳佛教者之入門參考。此外，任乃強的《康藏史地大綱》、丁實存的《清代駐藏大臣考》二書，在當時亦頗受好評。

至于在當時的史學界，對藏族古代史之研究則較少觸及。由于藏族在歷史上未曾入主中原，因此藏族史未列于正史。在史學界也一直把藏族史列于邊疆史的范疇。又由于治藏族史有其條件，有一定的困難度，影響所及，以藏族史為專業(yè)的學者，有如鳳毛麟角，兼治藏族史的學者，亦寥寥可數(shù)，二者之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學界的注意，亦未產(chǎn)生啟發(fā)后學研究興趣的作用。[⑩] 就以被王堯教授推崇為“我國藏學先驅(qū)”的陳寅恪先生為例[11]，其有關藏族史的作品，有《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所收錄的《外族興衰之連環(huán)性及外患與內(nèi)政之關系》(1943)、《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1930)、《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1931)等文。誠如王堯教授所云，陳寅恪先生在藏學研究上，所發(fā)揮的影響有：1．重視語文，力主語文之比較作用，成為我國藏學的傳統(tǒng)。2．精研佛學，強調(diào)宗教與政治的關系。3．強調(diào)實證，如以唐碑及敦煌遺書取證吐蕃歷史，開風氣之先，成為今天治藏學者必經(jīng)之途。[12] 但筆者以為陳寅恪先生主要研究受人重視者厥為唐史與元史方面，是以在當時并未開啟研究藏學風氣，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仍影響了后進學者如李方桂等對藏族史之研究興趣。至于其他史學界大家，如呂思勉、韓儒林等諸位先生，雖亦有相關的作品問世，但皆難窺得藏族史的堂奧。[13]

由此觀之，當大陸的史學研究播遷于臺灣，臺灣的藏族史研究則顯未受惠于上述史學界諸先進，與大陸時期的史學界淵源不深，不若滿蒙歷史研究，能有史學家如孟森、姚從吾、札奇斯欽、李毓澍等諸位先生領導提倡。唯獨值得一提，臺灣藏族史的研究與史學界有所牽連者，殆為已故臺灣師范大學教授李符桐。李符桐于1957年至政治大學邊政系教授《邊疆歷史》一課，并于1962年出版《邊疆歷史》一書。[14] 該書對藏族史從西漢的氐羌民族到英俄帝國主義之侵略西藏與西姆拉會議為止，做了一通論性質(zhì)的整理與介紹。李符桐首開以史學家身份，對藏族史做通論性質(zhì)的整理，為爾后臺灣藏族史研究以通論方式處理者，做了開創(chuàng)性的示范作用。數(shù)年后，劉義棠撰著《中國邊疆民族史》(1969)一書[15]，對藏族史做更為詳備的整理。

事實上，臺灣的藏族史研究，早先與大陸時期的邊政學界及人類學界淵源較深。吾人可從1949年到1961年期間，曾撰寫有關藏族史論著者，泰半為邊政學者與人類學者，如周昆田、高長柱、凌純聲、芮逸夫、歐陽無畏等諸位先生，即可看出端倪。其中以芮逸夫及歐陽無畏影響最大。

芮逸夫在藏族史方面，雖僅有《唐代南詔與吐蕃》一文[16]，但芮氏長期在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以下簡稱民華所)授課，對民華所的藏族史研究有一定的影響。而且芮氏曾指導王吉林撰寫博士論文《唐代南詔與李唐關系之研究》[17]，該文由于涉及與藏族的關系，因此王吉林獲得芮逸夫在此方面的不少指導，而王吉林獲得博士學位以后，于文大史學系所、民華所及政大邊政所，任教有關藏族史課程，影響匪淺。

然而能有系統(tǒng)的教學、指導后進研究者，則屬歐陽無畏，堪稱為臺灣藏學之父。其早歲畢業(yè)于東北馮庸大學，后入藏在拉薩哲蚌寺郭莽札倉出家，法名群佩吉美(Chos vphel vjigs med)。歐陽氏在藏潛修18年，學畢五部大論，候補拉然巴格西。來臺后，一直從事藏學方面的教學，除在政大邊政系所講授藏語文、西藏社會文化與藏族史課程外，于每周六在深坑寓所私人講學，長達二十余年。曾講授過的課目有：西藏古典文法《松居巴》及《大金局巴》本頌及《司徒講義》、藏劇本《蓮花林的故事》《色日仙女傳》、西藏格言詩《水木論》、西藏詩論及其舉例、《藏文尺牘》、十四世達賴之《吾土吾民》、五世達賴之《西藏王臣記》、夏格巴之《西藏政治史》、松巴堪布之《世界廣說》中之西藏地理部分、達蘭薩拉新刊教科書《西藏佛教史》《北京版<甘珠爾>、<丹珠爾>目錄》、因明入門——《兌札》《內(nèi)外宗義略論寶鬘》、宗喀巴之《現(xiàn)觀莊嚴論金鬘疏》及《入中論善顯密意疏》等。[18] 在上述課目的教導下，歐陽無畏的門生受到“全方位”的指導[19]，在藏語文、藏傳佛教乃至于西藏的人文背景知識等方面的具備，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這提供了從事藏族史研究所必備的條件。歐陽氏的門生，如蕭金松、徐新登、邱螢輝、張駿逸、陳又新、胡進杉等先生，長期在歐陽氏嚴格的教導與熏陶下，普遍地具備了西藏語文的能力，能夠直接從藏文原典下工夫，不必再借重翻譯作品。而且對西藏的社會、文化，乃至藏傳佛教等，無不熟稔。這種治學條件的具備，自是與從未接觸過藏學或全然僅靠漢文材料以及外文翻譯作品的研究，自然有了長足的進步與突破。所謂“以藏還藏”，臺灣的藏族史研究，開始有了“西藏味”，而上述歐陽氏的門生，遂成為臺灣藏族史范疇的研究中堅。[20] 另王吉林亦曾從歐陽無畏游，受歐陽氏的影響。筆者則同受教于劉義棠、王吉林及蕭金松等諸位先生，屬第三代云。

其他從事藏族史研究的有：文化大學民華所系統(tǒng)的呂秋文、王美霞、楊嘉銘諸位先生，以及孫子和(黨史會)、莊吉發(fā)、馮明珠(故宮博物院)、耿振華(臺北師范學院)等諸位先生。

前述李符桐、芮逸夫、歐陽無畏諸氏的弟子門人，于1980年代以后逐漸傳承了第一代先輩的研究與教學的任務。而臺灣的藏族史研究隨著新血輪的投入，與時代的變遷、客觀環(huán)境的轉(zhuǎn)變，而有很大的變化。

臺灣有關藏學乃至于藏族史的研究發(fā)展，主要是受政治層面的影響。吾人從臺灣自1949年以后至1986年之間，臺灣有關藏學的論著數(shù)量變化及論著內(nèi)容主題的分布，就能了解筆者所言不虛。在1948年至1959年3月之前的10年間，臺灣的藏學方面論著數(shù)量有80篇，其中有關于藏族史的論著數(shù)量僅有6篇。[21] 此期間臺灣的藏學研究仍承襲大陸時期《邊政公論》、《邊事研究》等期刊的作風，多注意西藏的涉外關系與邊界問題。自1959年3月西藏發(fā)生叛亂后，至1969年止的10年間，臺灣藏學論著產(chǎn)量突增達235篇。[22] 緊接著1970年至1979年的10年，隨著關注西藏叛亂熱潮的消退，藏學論著的數(shù)量也隨之遽降，又恢復1959年3月以前的靜寂，僅有8l篇。[23] 若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國邊政季刊》為例，在1974年至1979年的6年中，僅刊登了7篇有關西藏的論著[24]，特別是1975及1976年兩年之中，竟然沒有刊登西藏方面的論著，當時藏學研究的低迷，于此可見。1980～1986年，則有208篇的藏學論著。這段期間藏學研究之所以恢復活力，得歸功于兩個因素，其一為當時的蒙藏委員會董樹藩委員長發(fā)動學界研究西藏，得到回響。[25] 其二，李符桐、芮逸夫及歐陽無畏諸先生的弟子門生，開始提出他們的研究成果所致。

就1987年以前藏學論著的主題分布而論(見表一)。

表一顯示有關政治類篇數(shù)比例，達所有論著總數(shù)的四成，而其他的主題均低于兩成以下。此現(xiàn)象若配合年代的論著發(fā)表數(shù)量現(xiàn)象，足以說明，原來臺灣在1986年以前，藏學乃至于藏族史的研究，主要是受到西藏現(xiàn)況方面、西藏獨特的政教合一制、特殊的行政地位以及曖昧不清的法律地位等問題，造成了政治類的論著數(shù)量，獨占鰲頭。而藏族史雖僅占16.36％，但仍居第二位。

至1986年以后，隨著時局的變化，十四世達賴活躍于國際間，西藏地區(qū)不斷有狀況發(fā)生，大陸也采取開放政策，兩岸互動關系日增，大陸出版品流入臺灣等。上述種種因素，使得1986年以后，臺灣藏學研究的熱度仍舊持續(xù)[26]，研究情況也有顯著的改變。

首先在名稱方面，臺灣原用《西藏史》，較少用《藏族史》的名稱，如政大邊政所自1969年創(chuàng)所至1990年改名為民族所期間，均以《西藏史研究》為課目名稱，改名為民族所后，則改用《藏族史研究》，影響由此可見。另學者的撰著亦同，如早期李霖燦的《西藏史》(1954)等，至1986年以后，就少見再用《西藏史》了。此情況與臺灣早先使用《邊疆史》的名稱，后因受到大陸影響而轉(zhuǎn)變?yōu)椤睹褡迨贰返那闆r，如出一轍。[27] 其次，由于西藏原典材料不斷由大陸方面取得，臺灣在藏學研究方面的質(zhì)量得以提升，而且也比較深入，例如敦煌吐蕃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銘、吐蕃簡牘等吐蕃原始史料的取得，使得臺灣學界在唐代吐蕃史方面，能根據(jù)上述原始史料與漢文史料作比較研究，不但修正漢文史料上許多錯誤與闕漏，重建唐代吐蕃的史實，而且也根據(jù)吐蕃原始史料，修正了西藏后弘期問世的教法史料上許多造偽及穿鑿附會的記載。第三，由于海峽兩岸交流，臺灣學者得以進入大陸作歷史現(xiàn)場的考察，大陸學者也頻入臺灣參加學術(shù)研討會，或擔任短期的教席，如大陸知名藏學家王堯教授、陳慶英教授等，均曾來臺講學。另外大陸學者也在臺灣的雜志期刊上發(fā)表研究成果等，凡此均提供了臺灣藏學乃至于藏族史研究不同層面的思路，開拓了臺灣藏學的眼界。另一方面，由于臺灣一直秉持著西藏是“中華民國”一部分的理念，因此與素來同情西藏的國際藏學界，有著極大的隔閡，甚少與國際藏學界有所交流與往返，此為臺灣藏學界亟待突破的困境。

近年來，由于臺灣本土化的呼聲日隆，趨勢也越來越明顯，社會彌漫著重現(xiàn)實、輕理想的風氣，連帶地藏學、藏族史的研究，也逐漸有疲弱的現(xiàn)象。文化大學民華所已于1986年停辦。政治大學民族所專攻藏學、藏族史的學生也越來越少，從1990年以來，每年選讀藏文組的研究生，都僅一兩位，有難以為繼之勢。如該所畢業(yè)碩士論文中，由1986年以后至今，共有105篇，其中關涉到藏學14篇，藏族史則僅有7篇[28]，占總數(shù)不到一成，于此可見一斑。然而，由于西藏特殊的人文宗教色彩，加上地理環(huán)境的阻隔，因此對于西藏，臺灣人仍保有一份特殊的情愫，一方面因現(xiàn)代化與工業(yè)化所帶來精神上的空虛，以及因海峽兩岸的緊張情勢，對未來具有不確定性的危機感等，都造成臺灣人轉(zhuǎn)向。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仍屬神秘不可測的藏傳佛教，在社會上形成一股信仰藏傳佛教的熱潮。如何讓這股熱潮轉(zhuǎn)向支持臺灣的藏學研究，頗值臺灣藏學界深思。

三、研究成果的評介

近五十年來，臺灣的藏族史研究成果并不算豐碩，茲按斷代分成通論、唐代時期、元明時期、清代以還等四個專題，摘要評介。

(一)通論

本專題著眼于不分斷代之方式研究藏族史。至于泛論歷史上的藏族文化、制度各方面，或歷史上的藏漢關系者，亦不在少數(shù)，然水平參差不齊，筆者不擬一一詳述，以下舉其要者如：

周昆田：《西藏問題面面觀》，文刊《大陸雜志》第1卷第12期，1950年。

楨公：《從西藏歷史看西藏》，文刊《中國一周》第35卷，1950年。

謝華清：《漢藏關系史料的幾點辨異》，文刊《中國邊疆》第1卷第2期，1954年。

周昆田：《漢藏兩族的傳統(tǒng)關系》，第1—16頁，文刊《西藏研究》，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1960年，臺北。

歐陽無畏：《缽的疆域和邊界》，第131—198頁，文刊同前。

洪平：《關于我國的西藏問題》，文刊《自由太平洋》第4卷第7期，1960年。

熊耀文：《西藏政制與文化》，文刊《政大邊政學報》第4期，1965年。

王成圣：《關于藏族與西藏地方》，文刊《中國憲政》第7卷第7期，1966年。

李方晨：《西方佛國的政教秘密》，又：《元明烏斯藏與清代西藏》，1968年。

宋龍泉：《西藏名稱與境域之沿革》，文刊《中國邊政》第22期，1968年。

簡瑞宏：《西藏社會制度之研究》，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9年。

黃維明：《西藏社會階級形成研究》，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2年。

張哲誠：《西部西藏——拉達克王國》，文刊《中國邊政》第86期，第50—52頁，1984年。

王章陵：《西藏政治制度的變遷》，1985年，又《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原因》，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16，1986年。

馬世弘：《西藏政教滄?！?，文刊《西北雜志》第7期，第6l—39頁，1986年。

王吉林：《從歷史論漢藏關系》，世界顯密佛學會議論文，1986年。

蕭金松：《佛教對西藏傳統(tǒng)社會的影響》，文刊《歷史月刊》第14期，第91—97頁，1989年。

張駿逸：《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與發(fā)展》，西藏政制研討會論文，1989年；又《中國歷朝主權(quán)在西藏的承繼與及確立——由行政觀點看》，西藏與中原關系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1992年。

林明昌：《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研究》，文刊《國際佛學研究》第2期，第49—74頁，1992年。

金兆鴻(劉學銚)：《從歷史看西藏與中央之關系(一)》，文刊《中國邊政》第115期，第1—8頁，1992年。

林冠群：《西藏的歷史概說》，文刊“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四卷一期，第49—54頁，1994年。

楊嘉銘：《西藏史地概介——以一道百年前殿試考題為綱》，文刊《中國邊政》第119期，第1—11頁，1993年。

謝劍：《從歷史觀點看西藏問題的癥結(jié)》，文刊《歷史月刊》第72期，第81—86頁，1994年。

汪幼絨：《漢藏檀法關系與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之考察》，文刊《中國邊政》第124期，第21—30頁，1994年；又：《西藏之風土與民情》，文刊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四卷第一期，第55—67頁，1994年。

馮明珠：《西藏簡史》，文刊《歷史月刊》第83期，第28—34頁，1994年。

臺灣以通論方式撰著藏族史者，有李霖燦之《西藏史》(1954)、周昆田之《中國邊疆民族簡史》(1961)、李符桐之《邊疆歷史》(1962)、劉義棠之《中國邊疆民族史》(1969)，以及耿振華之《中國西北邊疆民族史》(1999)。

李霖燦之《西藏史》，將長達千余年的藏族史，僅用不及兩萬字的篇幅盡述，文字省簡，但提綱挈領，敘述清楚，頗得藏族歷史發(fā)展之真髓，其以兩位歷史人物松贊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  ?—649年)及八思巴(v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年)，作為藏族歷史分期的標桿，在體例編排上頗具創(chuàng)意，與他人顯著不同，且在文中提及許多觀念，都是當時人所不知或忽略者，如“地理的西藏”與“種族的西藏”的分辨、藏人的歷史觀念，及如何才能寫出夠近代水平的西藏史等。只是該文為求省簡，未有注釋，亦不列參考書目，不合現(xiàn)代史學論著的體例，而且該文論點所本，應大都出自藏 文的教法史料(Chos vbyung)，可惜均未言明出自何書，致讀者無從索檢求證，文中亦小有誤失。[29] 但整體而言，瑕不掩瑜，早在1954年就能寫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對爾后臺灣撰寫西藏史的學者，發(fā)生了作用，大都引用了李氏的《西藏史》，可見其影響力。

周昆田早年曾以吳忠信先生之秘書身份，隨之入藏參加十四世達賴的坐床典禮。爾后亦曾主持過蒙藏委員會，因此周氏相當熟稔西藏事務。其所編著《中國邊疆民族簡史》一書，其中列藏族簡史一章，此為臺灣首次以《藏族史》為名的著述。其以為藏族是由我國東晉以前在西部活動的民族——戎、氐、羌各族系發(fā)展而成，因此主張在研究藏族史時，應從戎、氐、羌等族開始[30]，但并未述明原因。其亦認為西夏為藏族的一個支系。[31] 另對民國以來的西藏，有較為深入的介紹，特別是關于致祭十三世達賴及主持十四世達賴坐床，到抗戰(zhàn)后期至1949年等，殆屬當代、當事人的撰著，頗具參考價值。并于文末增列藏族分布的現(xiàn)況等，凡此均為其特色。

李符桐之《邊疆歷史》，在《兩漢時之氐羌民族》一章的概論中，則為周昆田未述明之原因加以補充，其以為從地理上言，藏胞除前后藏外，還散布于青、甘、康、川等地，因此對上述地區(qū)的史實，亦應述及。[32] 另一方面又引梁啟超的說法，作為其所主張藏族乃源自于三苗、氐羌、西戎等的論據(jù)。[33] 李氏雖首以史家身份撰著藏史，但其亦深知“研究藏族歷史，最為困難”[34]，究竟本身無西藏人文素養(yǎng)，因此文中多有值得商榷之處。[35]

劉義棠之《中國邊疆民族史》，在有關藏族史的部分，比前述三者，不論在體例上及內(nèi)容上，要完整詳瞻。特別就“民族史”，劉氏不但有藏族的溯源研究，而且增列討論藏族的社會文化，凡此均頗能符合“民族史”研究的精神，對于初學者而言，該書應為最佳的入門啟蒙讀物，因為該書綜合整理了前人時賢的研究成果，而且條理分明，注釋完整清楚，讀者可按圖索驥，因此比前三者更宜于初學者。

耿振華女士之《中國西北邊疆民族史》，雖名為“民族史”，但無一絲民族史的味道。在史學方法上，亦有原則上的問題，大都使用二、三手數(shù)據(jù)為素材，似無識于如何運用原始史料[36]，而且錯誤連篇。[37] 耿女士原系從事大月氏之研究，本非擅長研究藏族史，不熟悉藏族生活時空背景，自屬難免之事，不必苛責。

(二)唐代時期

唐代吐蕃系藏族在歷史上所建立最輝煌的朝代，強盛的武功、蓬勃的經(jīng)濟、文化活動等，在二百余年的遞嬗演進當中，對當代的唐朝與亞洲政局，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為后代西藏奠下了發(fā)展的軌跡。因此，為了解藏族歷史的演進，非得由唐代吐蕃史著手不可。

臺灣最早撰寫有關唐代吐蕃史者，為李方桂。其早于1951年及1960年，就提出了兩篇考證唐代吐蕃重要人物——缽掣逋與馬重英的論文。[38] 二文篇幅雖然短小，但文中使用了敦煌文獻的吐蕃史料及吐蕃碑刻等重要史料，為唐書吐蕃傳里的人物補闕。李氏以不同來源的史料，相互對證比較，并運用語言學的方法分析藏文史料，為國人提供了相當扎實的人物研究方法的示范。[39] 李氏之運用敦煌文獻與吐蕃碑刻，在臺灣學界殆屬首位，而且介紹國人研究吐蕃史的重要素材。[40] 這在當時臺灣的史學界而言，不啻為“曲高和寡”，難度太高，引不起共鳴。在李氏去美后，臺灣的唐代吐蕃研究，除同時期芮逸夫之研究外，陷于停頓。在十余年間，甚少有夠水平的論著；[41] 直至 1971年以后，方有關于唐代吐蕃的論著陸續(xù)問世。

1971年任育才出版了島內(nèi)第一本有關唐代吐蕃的專書《吐蕃與唐朝關系之研究》。該書純以史學方法分析漢文史料，對中晚唐時期，唐朝聯(lián)回紇及南詔制吐蕃之外交政策分析較詳[42]，任氏往后有關唐代吐蕃之論著，均屬有關唐蕃和親方面。[43]

在唐代吐蕃研究之中，最有影響力者殆屬王吉林。王吉林原系專研我國中古時期北方之民族關系，由于受芮逸夫與歐陽無畏的影響，遂將研究觸角伸向唐代的邊疆史，特別是南詔與吐蕃。王氏于1981年以后，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唐朝與吐蕃關系的論文：《唐初與吐蕃關系的發(fā)展》、《吐蕃信史時代的開始——松贊干布時代的吐蕃及其與唐的關系》[44]、《從大非川之役到中宗時代與吐蕃的關系》[45]、《唐玄宗時代唐與吐蕃的戰(zhàn)爭》[46]。上述論文系由唐初一直寫到唐玄宗，由此可見，王氏系有計劃地整理唐朝與吐蕃在政治、軍事上的互動關系。吾人可期待王氏未來可整理出一部完整詳瞻的唐蕃關系專書。除此之外，王氏亦觸及吐蕃人物的研究——《唐與吐蕃關系中的祿東贊家族》[47]，及藏族溯源研究——《藏族源流研究》[48]等。王氏的研究成果，常為學界引用，如王氏以為吐蕃之興，實因唐太宗東于高麗、西于西域同時兩面作戰(zhàn)，犯了戰(zhàn)略上的錯誤，致與吐蕃可乘之機。[49]

筆者自碩士論文以《李唐、回紇、吐蕃三邊關系之探討——以肅、代、德宗時期為中心》[50]為題，繼之又受王吉林指導，完成博士論文《吐蕃贊普墀松德贊研究》[51]以來，目前專研唐代吐蕃史，歷年來所發(fā)表的論著有：《藏族族源之商榷》[52]、《唐代吐蕃形勢之探討：以墀松德贊時期為中心》[53]、《吐蕃贊普墀松德贊生卒年考》[54]、《唐代吐蕃史史料研究》[55]、《墀松德贊名號釋義》[56]、《唐代吐蕃政局的剖析》、《瑪祥仲巴杰與恩蘭達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統(tǒng)建立前的政教紛爭》[57]、《墀松德贊時期吐蕃和李唐關系之研究》[58]、《唐代吐蕃政治制度研究》[59]、《論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60]、《由地理環(huán)境論析唐代吐蕃向外發(fā)展與對外擴張》[61]、《論唐代吐蕃之對外擴張》[62]、《唐代前期唐蕃競逐青海地區(qū)之研究》[63]、《墀松德贊父子時期吐蕃政情之分析》[64]、《唐代吐蕃的社會結(jié)構(gòu)》[65]、《唐代吐蕃的女主——墀瑪蕾》[66]、《苦命的文成公主》[67]、《啦拔布考》[68]、《唐代吐蕃的相制》[69]、《試論藏文文獻的誤譯對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影響》[70]、《唐代吐蕃的僧相體制》[71]等，涉及唐代吐蕃的史料文獻、人物研究、政治制度、社會結(jié)構(gòu)、對外關系及政治史等層面。在方法上，主要以藏文原典史料包括敦煌文獻、吐蕃碑銘、教法史料、埋藏本古籍等，與漢文史料對證比較，同時輔以藏語文之知識，以及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的觀點來分析史料文獻。但由于筆者學術(shù)訓練不足，對史學及人類學俱屬一知半解，因此不論在深度與廣度方面，仍需加強。

至于用其他學科觀點來研究唐代吐蕃，值得注意者有汪幼絨女士。汪女士之碩士論文《藏族傳說所呈現(xiàn)的文成公主》就是以人類學之中分析神話傳說之方法，解讀歷史人物文成公主在藏族心目中的地位及其社會功能。[72] 爾后所發(fā)表的作品，如《文成公主與唐蕃古道》[73]、《唐朝文化輸入吐蕃之考察》[74]、《松贊干布時代佛教初傳西藏的幾個疑點》[75]等，也都是與其碩士論文屬同類型之作。另外也有些是關于藏族先世的溯源研究，如戴慶齡的《吐蕃音義考》[76]、蔣武雄的《藏族探源》、劉學銚的《藏族源流探微》[77]與《藏族源流蠡測》[78]、林崇安的《西藏藏王與西藏佛教之創(chuàng)立》[79]與《藏族、藏王與西藏佛教之源流研究》[80]。其他的相關研究，還有蘇瑩輝的《論唐時敦煌陷蕃的年代》[81]與《再論唐時敦煌陷蕃的年代》[82]、朱寶唐的《七、八、九世紀間的唐朝與吐蕃》、宋龍泉的《唐朝對吐蕃文化的影響》、張駿逸的《蕃教與吐蕃》[83]、馮藝超的《唐代與吐蕃和親之研究》[84]、鄭克強的《唐朝、回紇、吐蕃關系的戰(zhàn)略分析》[85]、郭瑋瑋的《西藏王權(quán)的演變：以吐蕃王朝時期為主》[86]、戴邦森的《公元七、八、九世紀吐蕃氏族的探討》、《吐蕃王朝衰亡原因的探討》[87]、《唐代西平大長公主下嫁吐蕃或吐谷渾之初探》及《吐蕃與唐室和戰(zhàn)關系之歷史研究》[88]，以及耿振華的《文成公主和親性質(zhì)與唐蕃關系的再探討——兼論唐太宗與吐蕃和親的政治背景》[89]等。

唐代吐蕃盛極而衰，終致崩潰分裂，吐蕃之中央政府不復存在。就在宋代時期，吐蕃歷史進入黑暗時期，吐蕃本部與中原地區(qū)失去聯(lián)系，中原地區(qū)所知者僅青康藏高原邊緣的氐羌系，或已藏化的氐羌系部族國家。因此有關宋代吐蕃的史料極少，在研究上困難度極高，臺灣至目前極少有此方面之研究成果。[90]

(三)元明時期

元明時期對藏族史而言，殆為一極為重要的轉(zhuǎn)折期，在政治上，由獨立自主轉(zhuǎn)為受外力干預；在社會文化上，藏傳佛教駕凌一切、掌控一切。臺灣有關這段歷史的研究，最為重要者為札奇斯欽的巨著《蒙古與西藏歷史關系之研究》[91]一書。該書由13世紀的成吉思汗開始，到1924年示寂的最后一世哲布尊丹巴為止，以藏傳佛教為中心，巨細靡遺地論述了蒙藏雙方彼此間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之相互影響。其特色在于運用了大量的蒙文史料，而且以蒙古族的身份背景，擺脫漢人傳統(tǒng)的觀點，為臺灣史學界填補蒙藏關系領域的空白。該文甚得大陸藏學界的注意。為此，大陸由王輔仁、陳慶英于1985年共同出版(蒙藏民族關系史略》一書，本于藏文史料重新編排成書，以示不落其后。[92]

臺灣在研究蒙藏關系上，尚有張駿逸的博士論文《元朝與西藏薩迦派關系之研究》[93]，該文綜合運用了藏文、蒙文、漢文史料，且大量參酌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張氏其后所發(fā)表之論著有：《忽必烈以后元與薩迦派的關系》[94]、《薩迦派的帝師世系》[95]、《蒙藏早期關系之探討》[96]、《宣政院與吐蕃》[97]、《從私人關系談元世祖與八思巴》[98]等，系出自其博士論文之中的部分章節(jié)。其他元明時期藏族史的研究，還有劉光義的《吐蕃佛教與元世祖》[99]、朱寶唐的《元明時期西藏政教之研究》[100]、陳杭升的《元世祖與吐蕃佛教之關系》、胡進杉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原因之研究》[101]、王美霞之《三輩達賴與俺答汗法主關系建立之研究》[102]、楊嘉銘之《元代宣政院轄域的地方建置》[103]、陳又新之《元朝時期的薩迦派略述稿——以薩班八思巴叔侄為主》[104]、程碧惠之《帕摩竹巴政權(quán)興起之研究》[105]、白壁玲之《論薩迦與蒙古建立關系的歷史意義》等，以及張哲誠之《十三世紀蒙古人經(jīng)略西藏之經(jīng)過》《帕摩竹巴王朝前期的衛(wèi)藏形勢》《十六世紀初東察合臺汗國入侵土伯特的經(jīng)過》《青海和碩特蒙古對西藏之經(jīng)營》《西藏加登頗章王朝建立之經(jīng)過》等五篇史事敘述性質(zhì)的文章。由上述臺灣的元明時期藏族史研究的情況看來，似乎重于元代而輕于明代，而且相較于唐代吐蕃史的研究，似乎較弱，雖撰著者較多，但論著產(chǎn)量少，而且明顯地缺乏有計劃、有系統(tǒng)的研究，特別是明代藏族史，顯得特別薄弱。

(四)清代時期以還

西藏甘丹頗章政權(quán)(俗稱達賴政權(quán))，系于清初建立，一直延續(xù)至今。中原地區(qū)對藏區(qū)的確實掌控與統(tǒng)治，亦于有清一代完成。有關清代及其以后之藏族史研究，臺灣庋藏有豐富的珍貴史料，有其條件可傲視其他領域。如故宮博物院所藏近四十萬件的清代檔案，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收藏的清總理衙門檔，與民國國務院、外交部保存下來的檔案數(shù)據(jù)等[106]，均為研究17世紀末以還漢藏關系及西藏問題的最佳原始史料。而且清代以還與現(xiàn)代有著密切的關系，時間上并不很古老，因此，比較能吸引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也因此臺灣從事此領域研究的學者，人數(shù)較多，論著的產(chǎn)量也比較豐碩。

有關清代時期以還藏族史的研究，早期有羅家倫的《中印間關于西藏問題的幕內(nèi)證件》、程時敦的《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107]、吳俊才的《最近兩百年的西藏外患》[108]、凌純聲的 《清代之治藏制度》[109]、吳蕤的《趙爾豐與西藏》[110]、羅榮匯的《1904年英榮赫鵬進軍拉薩始末》[111]、周昆田的《五十年來的西藏》與《西藏問題研究》[112]，以及歐陽無畏有關藏印邊界的一連串研究。[113] 此后相關研究乃漸增。目前最值得注意者有馮明珠、孫子和、呂秋文、蕭金松、楊嘉銘和楊和晉等六位。

馮明珠女士為研究近現(xiàn)代西藏涉外關系的專家，積十余年的功夫，發(fā)表有：《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1876—1924)》[114]、《中英西姆拉會議》[115]、《光緒朝中英西藏交涉(1875—1908)》[116]、《讀校清史稿四川土司傳》[117]、《張蔭棠與西藏》[118]、《西康建省的淵源——趙爾豐與川邊土司的改土歸流》[119]、《歐戰(zhàn)期間中英西藏交涉(1914—1919)》、《廓爾喀之役的前因后果——兼論十八世紀末清廷與西藏及英屬印度政府的關系》、《唐紹儀與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權(quán)之爭》[120]、《析論清季中英交涉中的“主權(quán)”問題——兼述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藏境域及藏印邊情》[121]、《析論清末民初川邊藏情及中英西藏交涉(1906—1912)》[122]、《淺談清季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權(quán)問題》[123]、《五四運動與西藏》[124]、《北洋政府時期的中英西藏交涉——從五四運動到華盛頓會議》[125]、《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1914—1919)》[126]、《近代中英西藏交涉的變化與主權(quán)之爭》[127]、《十九世紀中葉印藏邊情——西藏與拉達克及尼泊爾的關系》[128]、《論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從廓爾喀之役到華盛頓會議》[129]、《松筠<西藏圖說>與清季藏域之爭》[130]等。馮女士于1996年，將上述的研究成果，結(jié)集成冊，名為《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從廓爾喀之役到華盛頓會議》[131]。從上述馮女士的研究成果看來，其系有計劃有系統(tǒng)地，從18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葉，涵蓋137年，詳細地討論了這期間有關西藏涉外的問題。其部分作品所用的“邊情”，乃西藏地區(qū)的對外關系情況，談政軍外交，而非關西藏內(nèi)部的民生、社會文化等情形，主要屬政治史中的外交史，不涉及民族史的范疇，而且由于不熟諳藏語文及西藏人文與地理，導致文中小有誤失。[132] 但由于其充分地運用了“中研院”近史所所藏的西藏檔，及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宮中檔，也到藏印邊區(qū)作歷史現(xiàn)場的觀察及搜集資料，其研究成果普遍得到好評，如大陸學者王堯贊其“引用中外文獻甚為詳實”[133]，沈衛(wèi)榮則云其“不僅數(shù)據(jù)翔實，而且分析有力，是填補空白之作”[134]。

孫子和歷年所發(fā)表的著作：《抗戰(zhàn)前中央與西藏關系述略》[135]、《民國十三年以來之中國國民黨與西藏》[136]、《抗戰(zhàn)期間西藏阻筑康印公路事件》[137]、《西藏熱振呼圖克圖與中央之關系(1934—1947)》[138]、《清季自強運動期間之藏事》[139]、《拉薩巴勒布商人搶案始末》[140]、《中共入藏前后西藏地方行政組織之演變——兼述西藏海外流亡組織概況》[141]、《英印侵略康藏邊境述要》[142]、《中共與印度邊界沖突之研究》[143]，孫氏將上述九篇作品于1989年結(jié)集成冊，名為《西藏研究論集》。[144]另孫氏又陸續(xù)發(fā)表有：《十三輩達賴喇嘛第一次離藏出走始末——西藏與中央疏離原因溯源》[145]、《戴如意女士與基督教在西藏之傳播》[146]、《五輩達賴喇嘛晉京與清初清藏關系初探》、《清末川邊工布朗結(jié)之亂》[147]、《十三世達賴喇嘛走印至西姆拉會議以前之藏事》[148]、《黃慕松入藏始末》[149]、《巴塘教士梅玉林被戕及其對康藏教務的影響》[150]、《熱振傳》等，并于1995年將上述8篇著作結(jié)集成冊，名為《西藏史事與人物》[151]。孫氏在十余年間，發(fā)表多篇著作，用力甚勤，令人印象深刻。其研究成果大多專注于清末民初及民國時期的漢藏關系，少部分涉及西藏的政制及中印邊務等。其撰寫的方式及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模式[152]，而且除了詳述史事的發(fā)展經(jīng)過之外，似乎未用到其他學科的方法。不過孫氏的研究成果所呈現(xiàn)者，就是讓讀者了解清末以還西藏歷史的來龍去脈，其目標顯然已達成。

呂秋文原研究外蒙古問題，1971年以后開始注意西藏問題，其相關著作有：《中英西藏交涉始末》[153]、《中印邊境問題之一“麥克馬洪線”》[154]、《清季末葉我在藏勢力之消長》[155]、《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之分析》[156]、《清末民初西藏地方與中央關系惡化原因之研究》[157]、《清季英俄在西藏之角逐》[158]、《清季末葉清廷維護在藏勢力的努力》[159]、《清季末葉英國政策之研究》[160]、《清季末葉俄國對藏政策之研究》[161]、《從西藏傳統(tǒng)社會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之分析探討西藏社會落后之原因》[162]、《西藏地方與中央隸屬關系之形成與發(fā)展》[163]、《西藏的地位——西藏地方與中原政治隸屬關系的落實》[164]等。由上述呂氏所發(fā)表的作品可以了解，呂氏以其法政及外交學的專長，對清季以還的漢藏關系、西藏內(nèi)部結(jié)構(gòu)、西藏對外關系及中印邊界等問題，作了翔實的探討。

蕭金松系目前在臺灣能說地道拉薩口音藏語的少數(shù)漢人之一，其專長集中于西藏語文與西藏宗教。除此外，蕭氏在藏族史方面，歷年所發(fā)表的著作有：《清代駐藏大臣研究》[165]、《清代初設駐藏大臣經(jīng)過考》、《清代初置駐藏大臣原因之探討》、《清代駐藏大臣衙門的組織》、《張蔭棠查辦藏事始末》、《清代駐藏大臣的職權(quán)》[166]、《姚瑩使乍與康輶紀行》、《從駐藏大臣探討清朝對西藏主權(quán)的運作》[167]、《十八世紀初期西藏當權(quán)者多羅郡主頗羅鼐》[168]。從上述作品可以了解，蕭氏對于駐藏大臣的研究下過一番工夫，很受大陸學界的重視，并加以引用[169]。此在臺灣大量引用大陸有關少數(shù)民族研究成果之當口，殆為相當難得的成就。

楊嘉銘為臺灣藏學科班出身，屬少數(shù)專治藏族史學者之一。其歷年發(fā)表的作品有：《政教合一制度下西藏當權(quán)者之研究(1750—1911年)》[170]、《清季西藏宗城營官研究》[171]、《滿清治藏之軍事措施》[172]、《清代西藏對中央進貢制度的探討》[173]、《琦善治藏》[174]、《清代西藏官錢概述》[175]、《清代駐藏大臣族籍考》，《達木蒙古與清代西藏邊防》[176]、《康藏分界問題淺探》[177]、《西藏史地概介——以一道百年前殿試考題為例》[178]等，最近并新著成《清代西藏的軍事制度》[179]一書。由上述論著可以了解，楊氏選題較為活潑，遍及地方行政、軍事邊防、經(jīng)濟、人物研究等，有些主題為臺灣學界所疏略者，足見楊氏對藏學知識的廣博。其在《琦善治藏》一文中為琦善平反，認為后世對琦善在藏作負面評斷，系因人廢事，有失公允，實則琦善對藏區(qū)許多弊端及不合時宜的制度，嚴加整頓與改革，勇于任事，非其他畏葸因循的駐藏大臣所可比擬。[180] 在《達木蒙古與清代西藏邊防》一文中以為，從清對達木蒙古的措施可以發(fā)現(xiàn)，清之政策仍沿傳統(tǒng)分而治之原則，非一般所誤解清將全藏分別交給達賴、班禪管轄。[181] 在《清代西藏官錢概述》中，以為清季藏地的經(jīng)濟活動，與南鄰外邦關系近，而遠于內(nèi)地，而且清代西藏貨幣制度的變動，可作為清廷對藏區(qū)統(tǒng)治政策之寒暑表。[182] 楊氏論點有駁有立，誠非屬編排史事泛泛之論。

楊和晉，系早年政治大學邊政系藏文教授羅桑益西氏的門生，亦曾受教于李方桂、理查德遜(H．E．Richardson)與威利(Turell Wylie)教授，其于1969年就以英文譯注了藏族學者松巴堪布(Sum pa mkhan po，1704—1788年)所著的《青海記(mtsho sngon gyi lo rgyus，Annals of Kokonor)》。松巴堪布系出自青海地區(qū)的學問僧，由其撰著17及18世紀青海地區(qū)的歷史，應屬研究當時藏族史的重要史料之一。楊氏之譯文不但準確，注釋清楚完整，而且篇首對松巴堪布及《青海記》作了扼要介紹[183]，極具參考價值。該書經(jīng)常為國外學者所引用。楊氏在臺灣亦發(fā)表有：《松巴堪布(1704—1788)及其所著之<青海記>》[184]、《為“西藏行程”加注》《再版“十八世紀初期的中國與西藏”》《西藏的地理文獻》《五世達賴進京記事研究》[185]等。

陳又新系臺灣少數(shù)能操流利藏語的學者之一，為歐陽無畏的關門弟子。歷年來發(fā)表的著作有《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新政研究》[186]、《缽森停戰(zhàn)協(xié)議內(nèi)容之初探》[187]、《甘丹頗章政權(quán)建立之經(jīng)過》[188]、《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晉京始末》[189]、《乾隆五十八年欽定西藏善后章程初探》[190]等。陳氏在《缽森停戰(zhàn)協(xié)議內(nèi)容之初探》一文中，充分運用其藏語文的能力，將《藏文尺牘(Yig bskur rnam gzhag)》及《西藏政治史(Bod kyi srid don rgyal rabs)》的藏文本所載協(xié)定內(nèi)，與清朝文獻如：當時駐藏大臣孟保奏折、道光朝東華錄、實錄以及印度官方森巴文英譯協(xié)議內(nèi)容、艾契森條約匯編中所錄的缽森停戰(zhàn)協(xié)議等相互對勘，整理出當年簽訂停戰(zhàn)協(xié)議的相關事項，諸如時間、地點、人員、內(nèi)容等。陳氏指出了該協(xié)議對西藏與克什米爾之邊界并無確切劃定，是為日后中印軍事沖突的原因之一。[191]

胡進杉亦為歐陽無畏的關門弟子，其發(fā)表有：《清朝漢文奏折專輯》[192]、《清朝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的研究》[193]、《雍正朝西藏事務宮中檔滿漢奏折匯編》[194]。胡氏在論證清廷平定羅卜藏丹津之亂時，并未以時間先后排比史事之模式撰著，而是就原因、雙方的策略、善后措施及影響等，做了詳盡細膩的分析，不但運用了故宮的滿文檔案，而且也注意到青海地區(qū)的戰(zhàn)略意義。其以為清廷之平定羅卜藏丹津之亂，去除了和碩特蒙古的勢力，削弱了西藏在青海的影響力，收編了青海，使其具有內(nèi)地省份一般的地位，此對四川、云南、青海、西藏地界的勘定、清駐藏大臣之設立、改變青海地區(qū)內(nèi)部族群生態(tài)等，均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對爾后清廷得以平定新疆、治理西藏奠下了基礎。[195]

王吉林亦研究清代時期的藏族史，發(fā)表有兩篇佳作：《達賴與班禪在藏胞中政治地位之研究》[196]、《十三世達賴一生所遭遇的變局》[197]，上述作品甚得歐陽無畏的贊賞。王氏并指導了兩篇有關碩士論文：陳素主的《十三輩達賴喇嘛與中央關系之研究》[198]，與吳雪嬌的《第九輩班禪喇嘛與中央政府關系之研究》[199]。專治清史的莊吉發(fā)，也發(fā)表有相關研究：《廓爾喀的崛起及其入侵西藏的原因》[200]、《從故宮博物院典藏項目談西藏史料》[201]、《清代前期西藏與尼泊爾的歷史關系》[202]等。莊氏著作的特色在于大量運用故宮所藏的宮中檔，及其他原始史料，甚少采用二三手的專書。另外，張駿逸早年碩士論文為《乾隆末年廓爾喀與西藏軍事沖突之始末及其影響》[203]，爾后在政治大學也開設“西藏專題”課程，專門講述近世以來帝國主義列強侵藏之事實，累積豐富材料，部分已整理發(fā)表。[204]

其他有關清代以還藏族史的研究成果甚多，如李秉延的《從英兵入印談到匪印邊界糾紛》[205]、羅桑益西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zhuǎn)世》[206]、李方晨的《西藏與民國的關系》、《英俄侵略下的神秘國家》、《清廷詔廢達賴名號與英人策動西藏獨立》與《西姆拉會議經(jīng)緯》，王成圣的《西藏班禪九世一生神跡》[207]與《達賴十三世的悲劇》[208]，周昆田的《四十年前西藏行》[209]、《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前后》[210]與《熱振呼圖克圖與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及吳天威的《英印侵略西藏與西藏獨立運動》[211]、周谷的《西藏受外力影響陰謀獨立活動之經(jīng)過》[212]等史事敘述性質(zhì)的文章，以及黃康顯的《清季四川與西藏之間的茶葉貿(mào)易》[213]、朱寶唐的《清代對藏之宗教政策》、呂士朋的《清代治藏政策之研究》[214]、郭榮生的《六十年來西藏與國共之關系》[215]、王美霞的《民國三十年后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轉(zhuǎn)變之探討》[216]、《第九輩班禪回藏始末》與《西姆拉會議后康藏界務研究》[217]、王英男的《西藏問題新探：中國近代外交史重要問題之一》[218]、張伯禎的《西藏大呼畢勒罕考》[219]、劉學銚的《十三輩達賴喇嘛圓寂與熱振呼圖克圖》[220]、張秋雯的《清代雍乾兩朝之用兵川邊瞻對》[221]與《清代嘉道咸同四朝的瞻對之亂——瞻對賞藏的由來》[222]、汪幼絨的《劉曼卿康藏軺征所呈現(xiàn)的西藏政情》[223]、王章陵的《西藏的巨變：從1949年到1995年》[224]等專題研究；而相關碩士論文則尚有施達郎的《1890年中英關于藏印間哲孟雄界務之交涉》[225]、黎蔚煜的《西姆拉會議經(jīng)過及其影響之研究》[226]、黃華煜的《西康建省對川藏影響之研究》[227]、徐新登的《清季四川陸軍進藏之研究》[228]、郭泮的《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時期西藏對外關系之研究》[229]、陳淑明的《清代經(jīng)營西藏之研究》[230]、王美華的《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之研究：從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迄大陸之撤退》[231]、邱螢輝的《中印西段邊界問題研究》[232]、趙叔鍵的《西藏戰(zhàn)略地位之研究》[233]、蘇國川的《西藏領導階層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之研究》[234]、葉健青的《近代西藏獨立運動之研究》[235]、楊正翠的《雍正至乾隆初期的清藏關系1723—175l》[236]、盧雪燕的《趙爾豐經(jīng)營川邊之研究1905—1911》[237]等。

四、海峽兩岸的比較

海峽兩岸同樣承繼自大陸1930年代藏學蒙昧初啟的階段，至1949年分歧以后，國民政府遷臺，失掉了大部分有關藏學的資源，遠離藏土。而大陸得天獨厚，掌管西藏地區(qū)，以及眾多的藏學資源與人才。因此，海峽兩岸在藏學研究乃至于藏族史研究發(fā)展上，不論在意識形態(tài)上、方法上、觀念上均有著很大的歧異性。

西藏具有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與人文社會背景，因此，中共中央政府在早期經(jīng)營西藏時，即已采取迥異于內(nèi)地的措施，實施較為緩和且漸進的社會主義改革，以爭取認同。但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展開，加上域外十四世達賴奔走倡導“西藏獨立”等，在國外獲得西方的同情與注意。面對內(nèi)外雜沓紛至的壓力，大陸遂全力發(fā)展藏學研究，以應對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在北京，設有負責統(tǒng)合全國藏學研究的規(guī)劃與協(xié)調(diào)的專門機構(gòu)，即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此為獨一無二的中央統(tǒng)籌研究機構(gòu)，其他少數(shù)民族則無類似機構(gòu)，由此可見其重視程度。其他在中央與地方上的藏學研究教學機構(gòu)相當多，尤其是藏族所散布的地區(qū)。[238] 在上述研究教學機構(gòu)的努力下，特別是大陸擁有眾多藏學名師，如于道泉、任乃強、李安宅、王森、法尊法師等，又有藏籍學者如東嘎洛桑赤列、拉巴平措等，在彼等努力下，大陸于1978—1988年，就已培養(yǎng)了近百名藏學研究專才，其中不少是藏族本族人士。又由于得地利之便，對藏區(qū)做了不少考古工作與田野調(diào)查，獲得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與民族志資料，再加上大陸全面搜尋藏文文獻，加以整理譯注出版，使得大陸成為藏學研究文獻資料的寶庫，全世界藏學研究者都必須前往大陸“取經(jīng)”。

大陸雖有上述政府全力支持及優(yōu)越的條件，但仍有其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方法上、理論上比較欠缺，造成綜合研究落后于資料發(fā)掘整理的現(xiàn)象；第二，由于達賴及“藏獨”勢力的存在，因此，大陸藏學研究，特別是藏族史研究難脫為政治服務的現(xiàn)象；第三，大陸藏學研究人數(shù)眾多，但水平參差不齊，筆者查閱1980—1992年的研究成果，有一大部分是屬于大題小做、粗糙、論證不足、譯注不實、開創(chuàng)性不足，甚至連注釋都不清不楚，低質(zhì)量而又重復的現(xiàn)象，所在多有。第四，大陸有關“民族史”的概念與方法，大陸學者谷苞認為：應進行社會歷史調(diào)查，訪問當?shù)厣贁?shù)民族人士，從其親身經(jīng)歷的敘述中，了解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情況，搜集當?shù)氐臍v史傳說，借以了解從古代到近代的歷史情況，并整理成文字記載，通過考古發(fā)掘及民族學資料的搜集，補充古代史的數(shù)據(jù)，同時需要與自然地理、經(jīng)濟地理、心理學、統(tǒng)計學、民族經(jīng)濟、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學者們合作，充分利用上述學科的研究成果。[239] 按谷苞的看法，頗能符合西方“ethnohistory”的研究精神。但大陸的“民族史”，是指一個民族的歷史，非西方所使用“ethnohistory”的概念。

臺灣的藏學研究頗與大陸狀況類似，同受政治面的影響，但雙方注意的焦點不同，大陸著重于西藏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西藏屬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層面上，而臺灣則較重于西藏受中共領導下的現(xiàn)況與變化。由于大陸掌握藏學研究資源，因此在人才與研究成果的數(shù)量上，占極大的優(yōu)勢。以1980—1992年的13年期間，大陸所出版有關藏學出版品的情況，與臺灣1949—1995年的近五十年之中，所出版關于藏學的出版品，作統(tǒng)計數(shù)字的比較(請見表二)[240]：

由表二數(shù)字顯示，大陸13年間藏學出版品數(shù)量，比臺灣近五十年的數(shù)量，要多出許多。大陸藏學出版品學科分布的情況見表三[241]：

表三顯示，大陸藏學較重于語文、史地及宗教三類，此三類合計占總數(shù)的64．9％。臺灣在1986—1995年間，藏學出版品學科分布的情況，見表四[242]。

表四顯示，臺灣藏學在1986年以后，較重于歷史、政治、宗教三類，三類合計占總數(shù)的69．8％，與大陸相較，歷史與宗教同受重視，大陸較重于語文類，臺灣則重于政治類。此處必須說明者，即大陸由于受“文革”的影響，學者普遍不愿再觸及敏感話題，而且許多論及西藏與中原關系及其歷史地位者，均列入了歷史范疇，因此政治類比例偏低，這也反映到藏族史的研究上，大陸是重古輕今，而臺灣則是輕古重今。[243] 另一方面，大陸的語文類一則不涉及政治，一則因分科細、題目多，擅長藏語文人才多，因此語文類比例要比臺灣高出許多。

臺灣由于政府沒有全力支持藏學研究，因此無專責機構(gòu)，專研藏學之人才亦少，而且與現(xiàn)實環(huán)境較無關聯(lián)，普遍受到冷落。結(jié)果造成在藏文文獻搜集整理譯注的工作方面，落后大陸許多。但在綜合研究方面，臺灣學者較能在自由意志下從事研究，在方法上，受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觀念的影響亦較深較多。但就近五十年來，臺灣的藏族史研究情況看來，大部分仍是采取傳統(tǒng)的史學方法，距離西方人類學界所謂的“ethnohistory”的概念與方法，仍有一大段路待走。

五、結(jié)  論

綜合上文所述，臺灣在過去近五十年來，藏族史研究的發(fā)展情形，有下列幾點，是吾人所必須面對者：

第一，臺灣對藏族史研究并不重視，因此研究成果產(chǎn)量并不豐碩。在市場上，對藏族史也反映出興趣的匱乏，與讀者的闕如。[244] 也因此學者所發(fā)表的研究成果，常常曲高和寡、得不到回響，甚至乏人聞問，影響所及，青年學子就算愿意從事藏族史的研究，但在畢業(yè)后，顧及現(xiàn)實，不得不放棄這方面的研究，“后繼無人”是藏族史學界的隱憂。

第二，臺灣的藏族史研究，在方法上，大部分仍采用傳統(tǒng)的史學方法，有一部分的研究成果系按年代順序敘述史事經(jīng)過，一無分析、二無解釋，甚至沒有消化史料，硬是把史料與正文混合，拼拼湊湊者所在多有。而且普遍無法使用藏文文獻，倚賴大陸藏文文獻的譯注成果甚深，沒有能力分辨大陸譯注藏文文獻的正確性，致影響了本身著作的可信度與水平。

第三，臺灣藏族史學界亦有重復研究又無法突破原有成果瓶頸的現(xiàn)象，即同一或相近的題材，常有多人重復撰著，但又無法提升撰著水平。此即臺灣藏族史學界不注意研究行情，且無知于運用既有的研究成果，致造成如是現(xiàn)象。

第四，臺灣的藏族史研究者，明顯地均屬單打獨斗，沒有形成研究群，沒有集體合作，沒有大型的研究計劃。

第五，從臺灣在藏族史研究上的既有情況看來，仍未脫離傳統(tǒng)史學范疇中的邊疆史，普遍沒有用到西方的“ethnohistory”的概念與方法。而且從事藏族史研究的學者之背景，也普遍不具備人類學素養(yǎng)，大部分均屬邊政學、歷史學或法政背景者兼治。

盡管臺灣的藏族史研究有著上述的問題，但筆者認為，臺灣仍有發(fā)展藏族史研究的空間：

其一，原本藏族的歷史撰著，受到印度的影響甚深，因此，在編撰歷史時，常本著唯宗教史觀，或者為說明一件事，不惜以后來才發(fā)生的事來證明前面的事，形成造偽，或神鬼傳說充斥在史實之間，穿鑿附會所在多有。[245] 后又因西藏本身政治地位有所爭論，其究屬于中國，抑或獨立自主，致造成撰著者本身因政治立場的不同，對藏族史的詮釋有著南轅北轍的差距。[246] 因此，藏族史仍處于高度的爭議性之中。于此筆者以為臺灣的藏族史學者，仍可依據(jù)中國傳統(tǒng)的史學求真精神，運用藏文原典第一手史料與漢文史料，作比較研究，站在較為客觀的立場，輔以歷史語言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之觀點，廣泛參酌國外學者之研究成果，應可把藏族的歷史，作一個全面性的厘清、尋求出較為接近真相的史實。例如筆者的唐代吐蕃史研究，就朝向此一目標進行，因為沒有考出史實真相，就貿(mào)然據(jù)之提出某些現(xiàn)象，作為理論依據(jù)，進而形成某些學說而成為無根之談。[247]

其二，近年來，臺灣的學者提出以西方的“民族史”(ethnohistory)及“族群理論”(theory of ethnicity)之研究法，重新檢視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例如謝世忠提出對大陸族群歷史過程的研究策略：以口語傳說與本族文字所記的傳統(tǒng)文獻為兩個主要范疇，再酌以非本族人的各項記載，而且并不一定要從開天辟地講起，也不必從不可知的神話時代寫起。在一段有限時間的材料之中，探究該族人類在過去的行為模式、意識形態(tài)、社會結(jié)構(gòu)的維持與變遷，從中了解其人際、族群、人與自然，或人與超自然之間的關系網(wǎng)絡，人口成長或族際遷移之間的互動模式，象征性事物的全景如何去認知與詮釋等等問題。[248] 又如王明珂以綜合族群界線過程理論(theory of Boundary process)、族群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與結(jié)構(gòu)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及親性理論(nepotism)等對華夏族群與羌族史重新作考察與詮釋。[249] 上述理論與方法提供了治藏族史學者的借鏡，不但可擺脫陳舊、了無新意的研究課題，而且可為藏族史研究打開另一扇門，提供另一個思考的空間。再配合兩岸文化交流之便，勤走西藏，前往文化代表性的各區(qū)，如西藏自治區(qū)的拉薩、阿里的古格、青海的玉樹、康區(qū)的昌都、云南的中甸、維西等地，作田野調(diào)查，搜集資料，掌握全盤藏族社會與文化。筆者以為在上述途徑努力之下，臺灣的藏族史研究，仍大有可為。

本文承“國立”政治大學民族所研究生湯慧敏、白璧玲、郭維雄協(xié)助資料整理，謹此致謝。

原載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fā)展——回顧與展望篇》，“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99年，臺北

[①] 文崇一：《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檢討與展望》，第734頁，文刊林恩顯編：《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渤海堂，1992年，臺北。

[②] 山口瑞鳳教授(Prof．Zuiho Yamaguchi)于1984年4月，受邀來臺參加國際中國邊疆學術(shù)會議，經(jīng)數(shù)天的討論、參觀后，在接受大會的意見調(diào)查，提出他的感想時，所寫下的一段話。

[③] 滿族協(xié)會那思陸教授于1989年5月6日，在政大邊政所召開的“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研討會中的發(fā)言。

[④] 王堯：《藏學研究在臺灣》，第128頁，文刊《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

[⑤] 目前國際藏學界研究焦點集中于西藏語文、宗教及歷史三項。其中，藏語文為直接進行藏學研究的基本工具，藏傳佛教也是國外學者相當感興趣的題材，歷史則是為了辨明西藏在歷史上的地位，與中國的關系，及西藏在歷史上的變遷與發(fā)展等，因此，一直是國際藏學界所重視的主題。

[⑥] 在清末民初之際，由于邊疆多事，有經(jīng)世思想傳統(tǒng)的士大夫遂有所關注，轉(zhuǎn)以乾嘉考據(jù)之研究態(tài)度以治邊疆史地，一時蔚起風潮，而出現(xiàn)近代中國史學中極受重視的西北史地研究取向，并有與西人一較短長之勢，請參考彭明輝：《西北史地研究與近代中國史學》，史學發(fā)展與社會變遷研討會會議論文，1997年，臺北。而對邊疆史地的關注，當然也包括西藏史地在內(nèi)，甚至也出現(xiàn)朝廷以此為殿試考題的情形。至于有識之士鼓吹到蒙藏新疆進行調(diào)查研究者，在民國時期尤以著名地學家竺可楨先生可謂其代表，請參閱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近代中國史學》，第117—118頁，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臺北。

[⑦]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輯：《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三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北京，1993年。有關吳燕紹的生平與著述，詳參該書代序，吳豐培撰《先父吳燕紹傳略》，第1—7頁。

[⑧] 正中書局，1936年，南京。

[⑨] 縉云山編譯處，1939年，重慶。

[⑩] 史學界在大陸時期，對邊疆史地研究的關注，最具體的表現(xiàn)，是由顧頡剛先生所發(fā)起的禹貢學會，出版《禹貢半月刊》，多刊載中國邊疆史地的文章。但是《禹貢半月刊》上有關藏學的論著，泰半屬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研究較少，由此可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間，中國學界有關藏學研究，猶在蒙昧初啟階段，甚或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藏學或西藏研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請參閱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近代中國史學》，第237—238頁。

[11] 王堯：《陳寅恪先生對我國藏學研究的貢獻》，第278頁，文刊《藏學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天津。

[12] 王堯：《陳寅恪先生對我國藏學研究的貢獻》，第280頁。

[13] 呂思勉在其所著《讀史札記》及《白話本國史》之中，有《吐蕃興起》、《藏族的興起》、《印度阿利安人入西藏》、《唐代吐蕃兵力》等論題。韓儒林則著有《吐蕃古史與傳說研究》、《吐蕃之王族與宦族》等。上述作品值得商榷處不少，在藏族史領域內(nèi)，參考價值有限。

[14] 李符桐：《邊疆歷史》，蒙藏委員會邊疆叢書第一輯，1962年，臺北。

[15] 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臺灣中華書局，1969年，臺北。

[16] 芮逸夫：《唐代南詔與吐蕃》，文刊《西藏研究》，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1960年，臺北。

[17] 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系之研究》，1976年，臺北。

[18] 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近年所授西藏學課程》，第14頁，文刊《西藏研究會訊》第1期，1986年。另見蕭金松：《臺灣的藏學研究概況》，第255頁，文刊《西藏研究論文集》第4輯，1993年，臺北。

[19] 王堯：《藏學研究在臺灣》，第122頁。

[20] 歐陽無畏的門生中，尚有專門從事藏傳佛教研究者，如林崇安、陳玉蛟等先生，亦頗有成績。

[21] 1949—1959年期間，臺灣有關藏族史的著作僅有以下6篇：楨公：《從西藏歷史看西藏》，文刊《中國一周》第35卷，1950年。李方桂：《缽掣逋考》，文刊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23本，1951年。羅家倫：《中印間關于西藏問題的幕內(nèi)證件》，文刊《自由中國》第4卷第2期，1951年。李霖燦：《西藏史》，文刊《邊疆文化論集》第3卷，1953年。謝華清：《漢藏關系史料的幾點辨異》，文刊《中國邊疆》第1卷第2期，1954年。程時敦：《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蒙藏委員會，1954年，臺北。

此外，尚有臺北的“中央”文物供應社，于1953年重行刊印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先生在1940年主持十四世達賴的坐床典禮后所撰之《入藏報告》一書，更名為《西藏紀要》，列為邊疆叢書之一；另有曾隨黃慕松將軍入藏的高長柱先生所撰的《西藏概況》一書，亦在此時由蒙藏委員會出版，二書均對西藏史地、政經(jīng)、社會文化與對外關系各方面加以詳述。其后，又廣祿等人組織中國邊疆歷史語言學會，邀請邊疆研究學者演講，并結(jié)集成冊，于1960年出版《西藏研究》一書，使得藏族史研究有很大的進展，相關者有以下五篇：

周昆田：《漢藏兩族的傳統(tǒng)關系》，第1—16頁。吳俊才：《最近兩百年的西藏外患》，第61—88頁。芮逸夫：《唐代南詔與吐蕃》，第101—120頁。凌純聲：《清代之治藏制度》，第121—130頁。歐陽無畏：《缽的疆域和邊界》，第131—198頁。

[22] 林冠群：《近四十年來臺灣對西藏地區(qū)的研究論著內(nèi)容分析》，第793頁，文刊林恩顯編：《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

[23] 同前注。

[24] 林冠群：前引文，第795頁。

[25] 董樹藩先生在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任內(nèi)，大力推動學界研究藏學，特別在蒙藏會內(nèi)成立蒙藏研究委員會，每月聚會一次，由學者提出研究結(jié)果，并匯集成冊，如孫子和等就是此時期加入了藏學研究行列。

[26] 請參閱王維芳、楊嘉銘合著：《近十年來臺灣地區(qū)的蒙藏研究(1986—1995)》，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75，蒙藏委員會，1997年，臺北。王、楊二氏所搜集在1986—1995年間，臺灣藏學的研究成果數(shù)量達500余篇，于此可見。王、楊二氏之大作，在1996年11月29日于蒙藏專題研究會上宣讀，蒙王、楊二氏俯允可引用其大作資料，在此致謝。

[27] 林冠群：《臺灣的少數(shù)民族史研究與教學》，第21—22頁，文刊《海峽兩岸中國少數(shù)民族研究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國邊政協(xié)會，1996年，臺北。

[28] 這7篇(俱未刊)分別為：

楊正翠：《雍正至乾隆初期的清藏關系，1723—1751》(1987)。

郭瑋瑋：《西藏王權(quán)的演變：以吐蕃王朝時期為主》(1987)。

程碧惠：《帕摩竹巴政權(quán)興起之研究》（1989)。

陳素主：《十三輩達賴喇嘛與中央關系之研究》(1990)。

汪幼絨：《藏族傳說所呈現(xiàn)的文成公主》(1991)。

吳雪嬌：《第九輩班禪喇嘛與中央政府關系之研究》(1995)。

盧雪燕：《趙爾豐經(jīng)營川邊之研究，1905—1911》(1994)。

[29] 李霖燦在《西藏史》第396頁中，以為松贊干布對佛教竭力提倡，使印度佛教徒戰(zhàn)勝原居西藏的苯教徒，亦提及松贊干布武力極盛，東北邊到中國西陲一帶，南面到喜馬拉雅山麓及上緬甸地方等。實際上，上述情況屬松贊干布以后第四代的墀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tsan，742—797年)時期的事跡，另第348、350頁，以為蓮花生大師入藏建立了寧瑪派喇嘛教。按寧瑪派系后弘期才發(fā)展出來的教派，只不過號稱承襲自蓮花生大師，非蓮花生所創(chuàng)。第354頁，以為拉藏汗立伊西嘉錯為第七世達賴，但蒙古不承認。此處蒙古應加上

青海地區(qū)的和碩特蒙古，否則易讓讀者誤解為內(nèi)外蒙古，另有關唐代贊普的名號、世系及年代，亦多有錯誤。

[30] 周昆田：《中國邊疆民族簡史》，第143頁，臺灣書局，1961年，臺北。

[31] 周昆田：《中國邊疆民族簡史》，第165頁。

[32] 李符桐：《邊疆歷史》，第101頁，文刊《李符桐論著全集》(一)，學生書局。

[33] 李符桐：《邊疆歷史》，第101—102頁。

[34] 請參閱王維芳、楊嘉銘合著：《近十年來臺灣地區(qū)的蒙藏研究(1986—1995)》，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75，蒙藏委員會，1997年，臺北。

[35] 如李氏大作，第402頁，以為五世達賴親政時，西藏西部及南部為“都贊普”所領有，都贊普引南部紅教徒為同道，與達賴及第巴開戰(zhàn)。另在第445頁又提及了藏巴汗與達賴及第巴開戰(zhàn)事。顯然李氏弄不清其所云之“都贊普”，實際上就是藏巴汗，只是“都贊普”之名不知何所出，應系錯誤，應為藏巴汗。藏巴汗支持噶瑪噶舉派的紅帽系，本身就甚有實力。另第403頁云：西藏的祈愿大法會系創(chuàng)于五世達賴時期。事實上，祈愿大法會系創(chuàng)于宗喀巴時期(1409年初)，二者時間竟相去二百余年。又如第445頁，李氏云：康熙時五世達賴年已老，用其親信者桑結(jié)為第巴，第巴以達賴之命，招和碩特部逐藏巴汗。按逐殺藏巴汗一事系發(fā)生于1642年，而五世達賴生于1617年，因此當時五世達賴僅26歲，正年輕，而且當時所用的第巴為索南群佩(bsod nams chos’phel)，非后來的桑結(jié)嘉措(Sangs rgyal rgyas mtsho)。

[36] 如耿氏著作第224—225頁，提及吐蕃史前止貢贊普及茹拉杰中興雅礱王朝事跡，系使用后期的材料——《漢藏史集》及《西藏王統(tǒng)記》。事實上，有關止貢贊普的被弒，及茹拉杰的中興雅礱王朝事跡，最原始的材料應為敦煌文獻的吐蕃歷史文書之贊普傳記第一。而且原始材料所載與后期的《漢藏史集》、《西藏王統(tǒng)記》的記載內(nèi)容有很大的出入。按史料學原則，當以原始史料記載為準。請見耿振華：《中國西北邊疆民族史》，第224—225頁，“國立編譯館”主編，啟英文化公司，1995年，臺北。另請參閱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第157—158頁，民族出版社，1992年，北京。

[37] 耿女士著作的錯誤不知凡幾，舉出犖犖大者如下：第8—9頁注10云：唐代吐蕃控制下的河西隴右等地，不出游牧帝國的特色。意即河西隴右地區(qū)亦系游牧地區(qū)。按河西隴右本為漢土，多行農(nóng)耕，焉屬游牧地區(qū)。第16—17頁把西北邊疆地區(qū)部族所建之國，概稱為帝國，如鮮卑帝國、吐谷渾帝國等，實屬失當。第27以中亞澤拉夫善河劃分西土耳其斯坦及東土耳其斯坦。按東、西土耳其斯坦的劃分，系以帕米爾高原為界，此為常識；而且澤拉夫善河幾乎是東西走向，位于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克茲爾沙漠之南，而錫爾河及阿姆河流域，又是西土耳其斯坦的核心區(qū)，若以澤拉夫善河為界，真不知該以其河東或河西為界?未知耿女士此說何所出?第32云，蒙古在西藏建立第悉藏巴政權(quán)。按第悉藏巴(sde srid gtsang pa)系藏族屬辛廈巴(Zhing shag pa)氏族，發(fā)跡于后藏日喀則，非蒙古也。第221頁云西藏地區(qū)宋代稱黨項，藏胞聚居青海者為安多，聚居西藏地區(qū)者為藏巴等。按西藏地區(qū)宋代仍稱為吐蕃，而藏胞居于青海者稱為安多哇(A mdo ba)，安多(A mdo)為地名，非族名；而藏巴系居于后藏者稱之，居西藏地區(qū)者統(tǒng)稱為bod pa，此為一般常識矣。第239頁云吐蕃獲維州后，唐朝因此受吐蕃軍事威脅。實則唐朝在青海吐谷渾為吐蕃并吞以后，就長年受吐蕃軍事威脅，甚至在失掉整個河西隴右時，維州城都仍掌握在李唐之手，可見耿女士敘述失實。第252頁云寧瑪派為前弘期的教派，殊不知寧瑪派為后弘期教派之一，只不過聲稱直接傳承自前弘期的佛教大師，使用前弘期所譯的經(jīng)典等。其他值得商榷之處，多不可勝數(shù)?！皣ⅰ本幾g館如何讓這種著作出版，著實令人費解。

[38] 李方桂：《缽掣逋考》，“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23本，1951年，臺北。又《馬重英考》，《“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7期，1960年，臺北。

[39] 李方桂于1981年于“中央研究院”所舉辦之《國際漢學會議》又發(fā)表《吐蕃大相祿東贊考》一文，其方法仍延續(xù)前二文，在大陸頗受重視，而予以轉(zhuǎn)載。見《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73—79頁。按李方桂的主要成就在于以語言學的方法解讀整理吐蕃碑刻，其代表作為《古代西藏碑文研究》(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lnscriptions，與美籍學者柯蔚南合著)，“中研院”史語所?？?1，1987年，臺北。本書為王堯推崇為“代表著國際上研究吐蕃碑銘的最新成果”，見王堯：《藏學研究在臺灣》，第125頁。只是李氏長期旅居美國，無法對臺灣學界造成影響。

[40] 李方桂文中所舉之目錄有：《敦煌文書中之吐蕃史料》(J．Bacot，F(xiàn)．W．Thomas，Ch．Toussaint，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u Tibet，1940)，《關于新疆的藏文史料》(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Vol．Ⅲ．1955)，《藏王陵墓考》(G．Tucci，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1950)，《西藏畫卷》(G．Tucci，Tibetan Painted Scrolls，1940)，《西藏三通古碑刻》(H．E.Richardson，Three Ancient lnscription from Tibet，JRASB．Vol．No．1，1949.PP，45—64)，《拉薩現(xiàn)存西藏歷史王誥》(H．E．Richardson，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and the Mu Tsung／Khri gtsug lde brtsan Treaty of A．D．821—822．from the inscription at Lhasa，1952)，《吐蕃僧諍記》(Paul Demieville，Le Concile de Lhasa，Vol．1．1952)，佐藤長：《唐蕃會盟碑研究》，東洋史研究十卷四期,1949年，《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目錄》(M.Lalou，l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e’taines de Touen—huang，1950)。

[41] 如李方桂之《唐代吐蕃國》，1968年。該文僅是新舊唐書吐蕃傳的翻版，參考價值不高。尤其文中認為藏與康字為羌字轉(zhuǎn)音，所以主張吐蕃族與氏羌有很深淵源。按康字與羌字之讀音有密切關系，已有學者多人提出，但藏字與羌字音轉(zhuǎn)之說，則未免牽強附會。

[42] 任育才：《吐蕃與唐朝關系之研究》，自立出版社，1971年，臺中。對本書之評論可參見林天蔚：《隋唐史新論》，第36頁，東華書局，1980年，臺北。

[43] 任育才：《唐朝對吐蕃和親策略之運用》，文刊《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1987年，臺北。

[44]《西藏研究論文集》第l輯，第1—18頁，西藏研究委員會，1988年，臺北。

[45]《西藏研究論文集》第2輯，第19—38頁，西藏研究委員會，1989年，臺北。

[46]《西藏與中原關系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38—67頁，1993年，臺北。

[47]《漢學研究》第4卷第2期，第497-507頁，“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1986年，臺北。

[48]《西藏研究論文集》第3輯，第31—48頁，西藏研究委員會，1990年，臺北。

[49] 王吉林：《唐初與吐蕃關系的發(fā)展(634—670)》，第213—221頁。

[50]“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2年，臺北。

[51]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年，臺北。又有單行本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臺北。

[52]《中國邊政》第80期，1982年，臺北。

[53]《人文學報》第7期，1982年，臺北。

[54]《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16期，第199—224頁，1985年，臺北。

[55]《大陸雜志》第70卷第4期，第20—32頁，1985年，臺北。

[56]《西藏研究論文集》第1輯，第19—32頁，西藏研究委員會，1988年，臺北。

[57]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41，蒙藏委員會，1989年，臺北。

[58]《西藏研究論文集》第2輯，第39—78頁，1989年，臺北。

[59]《“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60期，第43—84頁，1989年，臺北。

[60]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47，蒙藏委員會，1990年，臺北。

[61]《第一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第241—274頁，1990年，臺北。

[62]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51，1991年，臺北。

[63]《西藏與中原關系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1—37頁。

[64]《西藏研究論文集》第4輯，第19—58頁，西藏研究委員會，1993年，臺北。

[65]《“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第20期，第1—56頁，1993年，臺北。

[66] 《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第185—208頁，中國唐代學會，1994年，臺北。

[67]《歷史月刊》第84期，第14—22頁，1995年，臺北。

[68]《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211—228，蒙藏委員會，1995年，臺北。

[69]《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101—134，蒙藏委員會，1996年，臺北。

[70]《海峽兩岸藏學蒙古學維吾爾學學術(shù)會議論文》，蘭州，1997年6月25日—27日。

[71]一九九七北京藏學討論會論文，北京，1997年8月20—22日。

[72]“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91年，臺北。

[73]《中國邊政》第116期，1992年，臺北。

[74]《中國邊政》第119期，第12—16頁，1993年，第121期，第25—29頁，1993年，臺北。

[75]《西藏研究會訊》第15期，第15—20頁，1993年，臺北。

[76]《政治大學邊政學報》第3期，1964年，臺北。

[77] 署名“金兆鴻”，文刊《中國邊政》第86期，1984年，臺北。

[78] 蒙藏委員會，1987年，臺北。

[79]《歷史月刊》第14期，第84—90頁，1989年，臺北。

[80]《西藏研究論文集》第2輯，第219—251頁，1989年，臺北。

[81]《大陸雜志》第23卷第11期，1961年，臺北。

[82]《大陸雜志》第29卷第7期，1964年，臺北。

[83]《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15期，第81—94頁，1984年，臺北。

[84]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5年，臺北。

[85]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zhàn)略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6年，臺北。

[86]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7年，臺北。

[87]《大陸雜志》第72卷第5期，第40—45頁，1986年，臺北。

[88] 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7年，臺北。

[89]《臺北市立師范學院學報》第25期，1994年，臺北。

[90] 直至目前僅有廖隆盛：《宋對吐蕃政策》，文刊《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4期，1976年，臺北。

[91] 正中書局，1978年，臺北。札奇斯欽又著有：《蒙古帝國時代對土番的經(jīng)略》，文刊《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2期，1971年，臺北；《蒙古與西藏歷史上的相互關系和它對中原的影響》，文刊《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6期，1975年，臺北。札奇斯欽并譯有李鐵錚所著的《歷史上西藏的變遷》(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56)，文刊《新思潮》第74期，1957年，臺北，并輯入《邊疆論文集》第1冊，第319—327頁，1964年，臺北。

[92] 著名藏學家陳慶英來臺擔任客座教授講授《蒙藏關系》，于課堂上面告。

[93] Chang Jiunn Yih：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gol Yuan Dynasty and the Tibet Sa—skya Sect，1984，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of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94] Chang Jiunn Yih：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Yuan and the Sa—skya Sect after Kub—ilai Khan，文刊《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16期，第235—262頁，1985年。

[95] Chang Jiunn Yih：The Imperial Preceptor：genealogy of the Sa—skya Sect，文刊《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17期，第227—247頁，1986年。

[96]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29，蒙藏委員會，1987年，臺北。

[97]《西藏研究會訊》第5期，第12—14頁，1988年。

[98] 蒙藏學術(shù)研究論叢，蒙藏委員會，1988年，臺北。

[99]《大陸雜志》第28卷第12期，1964年，又輯入《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2輯第3冊，文海出版社，1967年，臺北。

[100] 連載于《中國邊政》第25、28、29、30各期，1969—1970年，臺北。

[101]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1年，臺北。

[102]《西藏研究論文集》第l輯，第33—54頁，1988年。

[103] 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年報，第279—299頁，1987年，臺北。

[104]《西藏研究論文集》第2輯，第219—251頁，1989年。

[105]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9年，臺北。

[106] 馮明珠：《故宮檔案與西藏研究》第10期，文刊《西藏研究會訊》第9期，1990年，臺北。

[107] 蒙藏委員會，1954年，臺北。

[108]《西藏研究》，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第61—88頁，1960年，臺北。

[109]《西藏研究》，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第121—130頁，1960年，臺北。

[110]《暢流雜志》第5卷第5期，1964年，臺北。

[111] 連載于《大陸雜志》第29卷7—9期，1962年，臺北。

[112]“國防”建設論文集，1967年，臺北。

[113] 包括歐陽無畏譯注的《藏邊劃界記》，《中國邊政》第1期，1963年；以及其考證之《關于拉達克與西藏的邊界》、《中印緬邊界與麥克馬洪線》、《克什米爾與中國邊界》等，分別刊于《問題與研究》第1卷第4、8、9期，臺北，1962年以及《中華雜志》第3卷第9期，臺北，1965年。

[114] 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8年，臺北。

[115]《思與言》第16卷第3期，1978年，臺北。

[116]《故宮季刊》第15卷第1期，1980年，臺北。

[117]《食貨月刊》復刊第12卷第7期，1982年，臺北。

[118] 連載于《故宮季刊》第17卷第2、3期，1984年冬，1983年春，臺北。

[119] 連載于《故宮學術(shù)季刊》第2卷第1、2期，1982年秋、冬季，臺北。

[120]《西藏研究會訊》第6期，第5—12頁，1988年，臺北。

[121]《西藏研究論文集》第2輯，第97—153頁，1989年，臺北。

[122]《西藏研究論文集》第3輯，第49—90頁，1990年，臺北。

[123]《滿族文化》第14期，第45—48頁，1990年，臺北。

[124]《西藏研究會訊》第11期，第10—16頁，1991年，臺北。

[125]《西藏與中原關系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296—338頁，1993年，臺北。

[126]《西藏研究論文集》第4輯，第99—129頁，1993年，臺北。

[127]《歷史月刊》第83期，1994年，臺北。

[128]《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345—378頁，1995年，臺北。

[129]《第一屆中國邊疆史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323—370頁，1995年，臺北。

[130]《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135—184頁，1996年，臺北。

[131] 臺北故宮博物院，1996年，臺北。

[132] 如馮氏大作《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一書，第29頁云：六世班禪之弟紅帽喇嘛沙瑪爾巴是轉(zhuǎn)世的寧瑪派呼圖克圖呼必勒罕。事實上，沙瑪爾巴為藏文“zha dmar pa”，就是紅帽派，就是噶瑪噶舉紅帽派，非寧瑪派。其系噶瑪紅帽系第十世法王。另馮氏大作之中，在人名上藏文均有問題，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藏文應為vGyur med nam rgyal，但在第35頁作Gyur med man rgyal，第66頁作Gyur med mam rgyel。頗羅鼐的藏文為pho lha gnas，但在第55頁作pho tha mas。第57頁，馮氏引用范普拉赫之作品(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The Status of Tibet—History、Rights and P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之第21頁，本文為：“Forbidden land policy”，原意為對大部分的外國人關閉邊界，特別是英人、俄人。但馮氏譯為“土地國有化政策”，語意上有所差距，應為“禁地政策”。馮作品第79頁云：拉達克王是吐蕃達磨王嗣后裔，公元842年因吐蕃內(nèi)亂，達磨被刺而逃往拉達克。事實上，達磨被刺后，其子允丹及約孫分立，約孫之后貝喀贊繼立，貝喀贊被刺后，其子方逃往拉達克。此與馮所云達磨被刺后就逃往拉達克，其間差距了三代。馮大作第79頁注8有注釋不實之問題，其云系引自郭和卿所譯《西藏王臣記》，第74—75頁。實則記載達磨事跡應在第76—78頁。馮在第8頁及第127頁認為隆吐地名，即藏文的gNa tong，但在第156頁的1904年英軍進藏路線圖中，又把gNa tong作為加塘。由此可知，gNa tong為加塘非隆吐。隆吐為Ling tu或張其昀所繪制地圖中的Na thu，按隆吐Ling tu系一座山名，位于加塘(gNa tong)附近。有關隆吐地點的確定，可參見Charless Bell：Tibet past & present，p．60，Oxford，1924。

[133] 王堯：《藏學研究在臺灣》，第125頁。

[134] 沈衛(wèi)榮：《臺灣“西藏與中原關系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綜述》，第158頁，文刊《中國藏學》1992年3期。

[135]《政治文化》第3期，第159—179頁,1985年，臺北；又刊《中國邊政》第97期，第2—10頁，1987年。

[136]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7,1985年。

[137] 孫子和于1985年12月于“中研院”近史所舉辦之《抗戰(zhàn)建國史研討會》發(fā)表。

[138]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17,1986年。

[139] 孫氏于1987年8月于“中研院”近史所舉辦之《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發(fā)表。

[140] 孫氏于1987年12月于“中華民國”蒙藏學術(shù)研究基金會發(fā)表。

[141]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26,1987年。

[142]《近代中國雙月刊》第59期，1987年。

[143]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34,1988年。

[144]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臺北。

[145]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45，1990年。

[146] 蒙藏學術(shù)研究論叢，蒙藏委員會,1991年，臺北。

[147]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56,1992年。

[148]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54,1992年。

[149]《西藏與中原關系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341—380頁，1993年。

[150] 孫氏于1993年2月6日于“中研院”近史所舉辦之“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學術(shù)研討會”發(fā)表。

[151] 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臺北。

[152] 即按時間先后順序敘述史事發(fā)展過程。所用的史料，亦按時間順序編排串聯(lián)，而且原封不動，不加分析，不加解釋。最后再加一章節(jié)，作為檢討評論或心得。亦即本文一概為“經(jīng)過”、“始末”，分析評論性文字則一律放在結(jié)論。原本史學的主要精神，在于史料的辨證與批評，孫氏在此方面似乎有所不足。

[153] 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臺北。

[154]《中華學術(shù)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論文集》第2期，1976年，臺北。

[155]《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年報》第3期，1981年，臺北。

[156]《政治大學國際中國邊疆學術(shù)會議論文集》，1985年，臺北。

[157]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18，1986年，臺北。

[158]《西藏研究論文集》第1輯，第55—73頁，1988年，臺北。

[159]《西藏研究會訊》第5期，第15—16頁，1988年，臺北。

[160]《西藏研究論文集》第2輯，第79—96頁，1989年，臺北。

[161]《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學報》第1期，1992年，臺北。

[162]《文化大學華岡法科學報》第10期，第1—11頁，1992年，臺北。

[163]《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79—112頁，1995年，臺北。

[164]《文化大學華岡法科學報》第11期，第1—7頁，1995年，臺北。

[165]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年，臺北。又經(jīng)改寫，從制度上全面探討清代駐藏大臣，并以《清代駐藏大臣》為名單行出版，唐山出版社，1996年，臺北。

[166]《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8期，1977年，臺北。

[167]《西藏與中原關系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152—189頁，1993年，臺北。

[168]《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1993年，臺北。

[169] 請參閱吳豐培、曾國慶：《清朝駐藏大臣制度的建立與沿革》，第16頁，第75—76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年，北京。

[170] 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3年，臺北。

[171]《中國邊政》第82期，第19—30頁，1983年，臺北。

[172]《中國邊政》第84期，第13—22頁，1983年，臺北。

[173]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27，1987年。

[174]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30，1987年。

[175]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36，1988年。

[176]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43，1989年。

[177]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38，1989年。

[178]《中國邊政》第119期，第1—11頁，1993年，臺北。

[179] 唐山出版社，1996年，臺北。

[180] 楊嘉銘：《琦善治藏》，第1—44頁。

[181] 楊嘉銘：《達木蒙古與清代西藏邊防》，23—24頁。

[182] 楊嘉銘：《清代西藏官錢概述》，第33—35頁。

[183] Yang Ho—Chin：The Annals of kokonor，pp．3—10，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Bloomington，1969．

[184]《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1期，1970年，臺北。

[185]《西藏與中原關系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222—258頁，蒙藏委員會，1993年，臺北。

[186]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1年，臺北。

[187] 蒙藏學術(shù)研究論叢，蒙藏委員會，1987年，臺北。

[188]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48，1990年。

[189]《第一屆中國邊疆史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371—393頁，1995年。

[190]《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185—214頁，1996年。

[191] 陳又新：《缽森停戰(zhàn)協(xié)議內(nèi)容之初探》，第19—27頁。

[192]《西藏研究論文集》第l輯，第75—103頁，1988年，臺北。

[193]《西藏與中原關系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190—221頁，蒙藏委員會，1993年，臺北。

[194]《西藏研究論文集》第4輯，第99—129頁，1993年，臺北。

[195] 胡進杉：《清朝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之研究》，第210—212頁。

[196]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4，1984年，臺北。

[197]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15，1985年，臺北。

[198]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90年，臺北。

[199]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95年，臺北。

[200]《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13期，第67—90頁，1981年，臺北。

[201]《西藏研究會訊》第4期，第9—13頁，1987年，臺北。

[202]《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315—344頁，1995年，臺北。

[203]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7年，臺北。

[204] 已發(fā)表之篇章有：《民國以來西藏與中央的關系》，文刊《西藏研究會訊》第6期，第13—15頁，1988年，臺北。另有數(shù)篇系對今日海外藏人現(xiàn)況及國際對西藏問題看法之研究，因與藏族史研究無關，茲不贅述。

[205]《中國邊政》第20期,1967年，臺北。

[206]《政治大學邊政學報》第6期，1967年，臺北。

[207]《中外雜志》第10卷第1期，1969年，臺北。

[208]《中外雜志》第10卷第12期，1970年，臺北。

[209] 連載于《中外雜志》第20卷第12期、第21卷第1、2期，1980年，臺北；又轉(zhuǎn)載于《中國邊政》第70、71、72期，1980年，臺北。

[210]《蒙藏通訊》，1983年2月號，臺北。

[211]《傳記文學》第52卷第2期，第39—44頁，1988年，臺北。

[212] 連載于《傳記文學》第54卷第4、5期，1989年，臺北。

[213]《大陸雜志》第45卷第2期，第38—51頁，1972年，臺北。

[214]《“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中國邊疆學術(shù)會議論文集》，政治大學邊政所,1985年，臺北。又轉(zhuǎn)載于《東海學報》第25期，第41—68頁，1984年，臺北。

[215] 連載于《現(xiàn)代國家月刊》第252—254期，1986年，臺北。

[216]《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學報》第3期，1981年，臺北。

[217]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20，1986年，臺北。

[218]《中興大學文史學報》第17期，第185—200頁，1987年，臺北。

[219]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臺北。

[220]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60，1994年，臺北；劉氏同時亦以“金兆鴻”為筆名發(fā)表兩篇史事敘述性質(zhì)的文章：《歷輩達賴喇嘛事略》與《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事略》，文刊《中國邊政》第81、84期，1983年，臺北。

[2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本，1992年，臺北。

[22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本(上)，1993年，臺北。

[223]《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0期，1995年，臺北。

[224]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73，1996年，臺北。

[225]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0年，臺北。

[226] 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1年，臺北。

[227]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5年，臺北。

[228]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6年，臺北。

[229]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6年，臺北。

[230] 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6年，臺北。

[231] 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79年，臺北。

[232] 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0年，臺北。

[233] 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1年，臺北。

[234] 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3年，臺北。

[235]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臺北。又有單行本出版，南天書局，1989年，臺北。

[236] 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87年，臺北。

[237] 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1994年，臺北。

[238] 如在中共中央所在的北京市還有中央民族大學的藏學系及藏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民族研究所、少數(shù)民族文學所、宗教研究所、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等。在地方上則有青海社科院的藏學研究所、民族宗教研究所，青海民族學院的藏學研究所；陜西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甘肅的西北民族學院、甘肅民族研究所、藏學研究所；西藏自治區(qū)之西藏社科院、西藏大學；四川的民族研究所、四川社科院之藏學文化人類學研究室、康藏研究中心等機構(gòu)。

[239] 谷苞：《民族史研究要充分體現(xiàn)時代精神》，第10—11頁，文刊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史研究(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北京。

[240] 本表系參考拙著《近四十年來臺灣對西藏地區(qū)的研究論著內(nèi)容分析》與《中國大陸藏族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研究發(fā)展評估》(國科會研究計劃論文待刊)，以及王維芳、楊嘉銘合著《近十年來臺灣地區(qū)的蒙藏研究(1986—1995)》制成。

[241] 本表系參考拙著《中國大陸藏族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研究發(fā)展評估》(國科會研究計劃論文待刊)制成。

[242] 本表系參考王維芳、楊嘉銘合著《近十年來臺灣地區(qū)的蒙藏研究(1986—1995)》制成。

[243] 例如臺灣在1986—1995年間，藏學出版品的主題所屬時代的比例，在清代以前占所搜集538篇總數(shù)的21．2％，而民國以來(含通論)占總數(shù)的78．8％，由此可見。

[244] 有關民族史的著作，在臺灣一般銷路較差，從事民族史研究的人數(shù)少，有志于投入民族史研究行列的后進，亦屬極少數(shù)。藏族史亦屬民族史范疇，以筆者本身的體驗，確屬如此。

[245] 例如《薩迦世系史》(sa skya gdung rabs chen mo，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等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拉薩，第106—108頁)記載在陰水牛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與八思巴建立供施關系，前后三次灌頂，把十三萬戶及吐蕃三區(qū)奉獻給八思巴。按忽必烈系于1260年方即大汗位，在未即大汗位之前，按常理判斷，焉有權(quán)將其轄區(qū)奉獻給他人。由此看來，《薩迦世系史》似有造偽之嫌。又如把歷史上的人物，均比成了神鬼化身之說法，主張松贊干布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把朗達瑪比為牛魔王的化身等皆是。

[246] 目前有關藏族歷史的撰著，分有四種不同政治立場的版本，其代表著作分別有：代表中共觀點以馬列思想作指導的《藏族簡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拉薩)；代表“國民政府”觀點，有李鐵錚所著《西藏今昔)(Tibet：Today and Yesterday,1960，New York)；代表西方觀點有貝爾(Charless Bell)的《西藏過去與現(xiàn)在》(Tibet，Past&Present，1924，Oxford)；以及代表“藏人”觀點有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Bod kyi srid don rgyal rabs,1976，Kalimpong)等。上述論著對同一歷史事件，有著不同的詮釋，例如對文成公主的和親，代表中共觀點者，都不免對文成公主褒揚、歌頌，贊其為漢藏文化交流的親善大使；但代表西方及藏人觀點者，則數(shù)落其為在戰(zhàn)爭陰影下，被迫送到吐蕃去的一位庸庸碌碌、毫無作用的普通女性。詳見拙著：《苦命的文成公主》，第19—22頁，文刊《歷史月刊》第84期，1995年第1期。

[247] 例如教法史料記載朗達瑪(G1ang dar ma)大滅佛法，造成吐蕃王朝的分崩離析，西藏進入黑暗時期。后代的學者均接受其說法，把朗達瑪毀佛作為劃分藏族歷史興衰的重要標桿，歸咎其為藏族史上的頭號罪人。但事實上，所謂的朗達瑪毀佛，根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偽史，朗達瑪是后代僧侶史家為避免佛法不受支持的舊事重演，所刻意營塑出的角色。而唐代吐蕃的朗達瑪真名為烏依冬丹或達磨，才具平庸，縱情酒色，但仍為一佛教徒，云其破佛，真乃構(gòu)陷矣，詳見拙著：《朗達瑪毀佛事跡考辨》(第四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又如因為誤譯敦煌古藏文卷子，又因漢藏史料對于吐蕃贊普薨逝時間的記載有一年至三年的差距，因此認為唐代吐蕃為了政局的安定，與掩飾國內(nèi)的不利局面，而經(jīng)常有匿喪之舉，匿喪成了吐蕃政治上的習慣。但實際上，漢文史料之遲一年至三年時間記載贊普的薨逝，乃因吐蕃喪葬的習俗必須要停尸一段時間后方才下葬，下葬時才對外通報吊祭。這種情況，真可謂將一般的喪葬習俗，誤導成政治上的權(quán)變行為。詳見拙著：《試論藏文文獻的誤譯對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影響》，第111—112頁，文刊《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專輯二，1997年12月。

[248] 謝世忠：《芮氏民族史的性質(zhì)及其方法理論建構(gòu)法則》，第414—415頁，文刊謝世忠、孫寶綱主編：《人類學研究》，南天書局，1990年，臺北。

[249] 請參閱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允晨文化事業(yè)公司，1997年，臺北。

（作者：林冠群    摘自：杜永彬主編《藏學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