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對近年來英文學界關于民國以前康區(qū)歷史文化的研究作一述評。[1]筆者的目的并不打算對這些研究作一全貌性梳理，而更希望能夠通過對典型作品的深入分析，探討現(xiàn)存研究的理論貢獻或范式缺失，從而引起學界同仁的反思，并借此推動相關領域的進一步發(fā)展。

“康區(qū)”，與“安多”類似，其實是一個相對晚近形成的概念，而其地理范圍指涉、政治或文化內涵又都相對模糊。[2]或許正因為此，學界對“康區(qū)”的研究并不算多。而就歷史文獻豐富程度而言，清末民國時期保存下來的史料較多，因而成為如今康區(qū)研究的熱點。[3]有鑒于此，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紛紛呼吁將目光轉向元明清時期的康區(qū)研究，并通過跨學科、跨國別的合作，身體力行地對“康巴學”進行實踐，產生了令人可喜的學術成果。[4]相較于較易獲取的中文學界資訊，境外的康區(qū)研究由于發(fā)表刊物零散，所涉學科龐雜，公開程度有限，相關的介紹與述評并不太多。本文的寫作便立足于這個角度，擬對英文學界的相關成果按照主題進行評介，其中尤其關注中央政府的川邊治理、地方社會的能動回應、“地方感”的宗教呈現(xiàn)、經濟結構與商貿行為4個方面。又值得提出的是，本文所討論的不少作品都是未經出版的博士論文，它們一方面是國內學者較少注意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是英文學界相對的研究前沿，[5]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本文的學術意義。

一、元明清王朝的川邊治理

吐蕃王朝的滅亡并未斷絕漢藏之間千百年來的交流互動，有宋一代，茶馬司便主管著漢地與西北、西南地區(qū)部眾的茶馬貿易。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此種經貿行為多發(fā)生在漢藏沿邊地帶。從元代開始，中央王朝逐步加大了對康區(qū)的政治、經貿活動的參與程度。對于此一過程，中西方學者都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鳥瞰式視角，檢審中央王朝如何逐步將川邊地帶納入統(tǒng)治體系中去。然而關注點不同在于，中國學者多著眼王朝的川邊政策，尤其是土司制度的運作，而西方學者則對國家滲透的有效性和施行程度較為考究。同時，此一類研究往往與更為宏大、復雜的“漢藏關系”議題脫不開干系。

英文學界中關于元朝康區(qū)的研究并不太多，集中討論者有意大利學者畢達克（Luciano Petech）在數(shù)十年前的舊作。[6]文章認為，元朝對康區(qū)的滲透起自蒙哥汗時代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軍事行動。面對崇山延綿、人口稀少的康地山區(qū)，元廷對此地的戰(zhàn)略興趣僅僅停留在對交通干線的控制上。元廷修筑了自今日康定到巴塘直至理塘的驛站系統(tǒng)，目的是維系對康區(qū)的管控，從而節(jié)制衛(wèi)藏。同時，元朝還在康區(qū)土司政權網絡的基礎上設置了大小散布的宣慰司，并頒發(fā)印信、誥敕，用以強化對川邊地區(qū)的控制。但面對史籍中語焉不詳，甚至時而自相矛盾的記載，畢達克認為這反映了元廷對當?shù)亻g接控制的有欠穩(wěn)定，導致川邊政策及地方行政系統(tǒng)需要不斷調整，以遷就康區(qū)錯綜復雜的權力糾葛。同時，康區(qū)社會接連不斷的叛亂也從側面反映了地方首領與元廷爭奪在地話語權的意圖。此種動蕩的權力格局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明朝對康區(qū)事務的參與。

從14世紀開始，康區(qū)與漢地發(fā)生了更加頻密的政治交往與經貿互動，而這則與整個地緣政治的變動脫不開關系。史伯嶺（Elliot Sperling）曾有文章將康區(qū)的歷史放置在更為廣大的地域視野中進行審視。在《十五世紀的川藏邊地》一文中，史伯嶺將東部康區(qū)的人口增長與南亞和內亞地區(qū)變動的政治、文化格局相聯(lián)系。[7]他認為，因為其時佛教同時在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印度北部呈現(xiàn)衰弱態(tài)勢，西藏與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和經濟互動逐漸向東轉移。在此背景下，康區(qū)的人口穩(wěn)步增長，這與明代川陜地區(qū)的人口增長一起促進了漢藏邊地日益活躍的經貿行為。抱著同樣的關注，即大航海時代變動的世界格局如何反映在康區(qū)的日?；顒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史伯嶺將關注點轉向了白銀。[8]他認為，當時白銀流入康區(qū)及衛(wèi)藏的主要形式為朝貢活動中的明廷回賜。通過爬梳《明實錄》《明會典》等官方史籍中白銀作為皇家賞賜的記錄，史伯嶺認為在印度之于西藏的意義降低以后，明朝成為衛(wèi)藏和康區(qū)參與全球貿易的主要媒介。

相較于元清兩代，明朝與康區(qū)的關系顯得尤其曖昧。因為明朝廷的軍事、政治勢力并未實質性地進入康區(qū)權力網絡，明廷與康區(qū)的互動便主要發(fā)生在川藏邊界地帶。關于此，史伯嶺在《明季漢藏邊地被感知與被想象的藏傳佛教》一文中進行了細致考察。[9]文章中，史伯嶺主要以三座寺廟——瞿曇寺、曲爾基寺和山巴寺為切入點，看明廷在漢藏邊地的權力運作。通過比對《明實錄》中的記載以及藏文材料如寺院志、教法史等，史伯嶺認為明代發(fā)生在康區(qū)的漢藏在地互動主要以現(xiàn)實利益為出發(fā)點，宗教并非是地方衛(wèi)所官軍的主要考量，維系邊地的穩(wěn)定才是要務。此外，地方官兵對此地錯綜復雜的權力網絡以及佛、苯之間的宗教競爭并無深入了解，因此往往武斷介入，時常作出錯誤判斷，使得原本便已盤根錯節(jié)的局勢顯得更為混亂。類似的觀點同樣表現(xiàn)在瑞典學者王羅杰（Roger Greatrex）的文章中。在《從四川邊地到中央朝廷的朝貢使團（1400—1665）》一文中，作者主要關注朝貢關系對川邊地方社會造成的影響。[10]一方面，朝貢關系使得中央王朝對邊地政權得以實施更為牢固的統(tǒng)治，另一方面，朝貢實踐的引入也加劇了地方沖突。地方土司通過冒額、請賞等方式最大化所得利益，以此增強自身實力，再轉而打擊、吞并地方上的異己政權和競爭教派。作者借此提醒，除卻高層次的外交活動以外，學者們也應關注和思考地緣政治是如何在基層的地方社會被接受、被理解和被利用的。

關于清朝康區(qū)的歷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階段：清朝的第一個世紀及最后十年。羅伯特·李（Robert Lee）認為，從清朝入主中原到17世紀末，清朝在康區(qū)的權力格局中并未體現(xiàn)出比明朝更大的影響力。[11]而從18世紀開始，清朝對于康區(qū)的權力滲透才逐步增強，這與中亞地緣政治的變動緊密相關。明清鼎革直至18世紀初，康區(qū)政治舞臺上真正的主角是蒙古和碩特部。彼得·史衛(wèi)國（Peter Schweiger）在其新近出版的作品《達賴喇嘛與中國皇帝》中便論述了和碩特蒙古作為達賴喇嘛甘丹頗章政權的協(xié)同奠基者的功用。而在康區(qū)，亦是和碩特蒙古人在事實上行使了統(tǒng)治者的角色，主管地區(qū)的稅收、法制及軍事管理事務。[12]直至準噶爾蒙古崛起并逐步滲入康區(qū)以后，清政府才轉變了此前對待該區(qū)域的放任態(tài)度。18世紀初，尤其是雍正時期，清廷開始積極介入康區(qū)事務，以限制準噶爾在當?shù)嘏c日俱增的影響。對此，喬荷曼（John Herman）的博士論文便有相關章節(jié)加以討論。[13]通過比較清朝不同時期（康熙、雍正、乾隆）、不同地域（康區(qū)、貴州）的差別頗大的統(tǒng)御政策，喬荷曼力圖展現(xiàn)清廷如何在司法、軍事、土司承襲等方面介入康區(qū)事務，從而與西藏地方政府協(xié)商，逐步回收曾經許諾給地方政府的康區(qū)話事權。而戴瑩琮專書則討論了此一時段清朝的西北、西南軍務對于沿邊政區(qū)——四川的影響。[14]因為清初持續(xù)變化的西部戰(zhàn)略形勢，四川從地位較低的西南一隅變?yōu)榱宋鞅毙姓^(qū)域的一部分，爾后又因為西南壓力的增大，最終成為獨立省份。變動的地緣政治給四川帶來了政治、經濟層面的劇變，并最終形塑了今日四川的行政區(qū)劃格局。因為四川鄰近康區(qū)，地緣震蕩在沿邊地帶引發(fā)了連鎖反應，戴氏的作品對此典型現(xiàn)象作了詳盡討論。

康區(qū)再一次引起清廷朝野矚目要等到20世紀。其時面對著英國和俄國對西藏地方的虎視眈眈，清廷開始強化對衛(wèi)藏的管控，亦在此背景下加大了對康區(qū)的控制力度。王秀玉專著《中國最后的帝國邊疆》便考察了這一時期清政府對康區(qū)的治理。[15]通過對幾位封疆大吏，如鹿傳霖、趙爾豐等人的施政方針加以分析，以及關注四川地方政府與康區(qū)寺院之間的武裝沖突，王秀玉力圖重構清/藏、四川人/康巴人、帝國官僚/地方首領這些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的人之間權利斗爭的在地表現(xiàn)，以管窺清朝在風雨飄搖之際如何對其最后一片邊地進行維系。

英文學界如何看待中國中央政府對康區(qū)的治理和管控？作為一個一體兩面的過程，一方面，自元至清，中央政府勢力對地方的滲入變得愈加明顯，另一方面，我們也觀察到王朝政策常常在進入地方社會以后需要不斷調整，以適應邊地錯綜復雜的權力網絡。此外不得不提出的是，作為受到藏文化影響深刻的地區(qū)，康區(qū)與衛(wèi)藏，尤其是甘丹頗章政權建立以后的衛(wèi)藏地區(qū)之間的關系尚未得到學者足夠的關注，英文學界對此更較少著墨，這亦為日后的研究留待了空間。

二、地方社會的能動回應

在前一主題的研究成果中，因為研究者往往采納“宏大敘述”的研究視角，地方社會如何能動參與權力網絡的形塑這一過程往往較為模糊。在今日史學界，“讓底層發(fā)聲”已不再是新穎的研究取向，康區(qū)研究亦是如此，不少學者都開始關注地方社會如何理解并應對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的介入。

因為破碎的山地地形，康區(qū)比照衛(wèi)藏與安多地區(qū)而言，“國家在場”相對較弱，因此成為考察“地方反應”的相當合適的研究對象。本地首領，亦即地方土司往往擁有更多的在地話語權，這也使得他們成為王朝國家安撫地方時首先力圖收編的目標。然而，康區(qū)土司并不總是順服中央政府的在地經略,或僅僅在名義上接受統(tǒng)治。在這個層面上，他們展現(xiàn)出了足以撼動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力。

因為材料的限制，多數(shù)學者將目光聚焦在有清一代的康區(qū)社會。但少數(shù)關于清以前康區(qū)社會的研究仍然在理論層面存在相當?shù)膬r值，杜凱鶴（Karl Debreczeny）對云南北部木氏土司的研究即為一例。[16]其200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考察了出身納西族的麗江木土司與漢、藏藝術家之間的供施關系。從藝術史視角出發(fā)，杜凱鶴主要關注了今存麗江白沙地區(qū)的大寶積宮壁畫以及十世噶瑪巴浸透著漢式風格的唐卡創(chuàng)作。相較于衛(wèi)藏來說，麗江在杜氏看來享有較為輕松的政治環(huán)境，那里的藝術創(chuàng)作亦因此表現(xiàn)出多元繁榮的特色。麗江土司與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的藝術家之間的頻密交往，事實上有助于我們反思過往研究中所采納的“中心”“邊緣”二元視角，其中蘊含的“沖突/征服”敘述框架很可能存在過度簡化錯綜復雜之歷史過程的危險。

杜凱鶴的作品暗示了一種可能性，即木氏土司治下的文化繁榮源于其兼容并包的藝術贊助態(tài)度，這亦是另一地方首領——17世紀上半葉在康區(qū)叱咤風云的白利土司頓月多吉的文化政策。通過從宗教文本中析出歷史線索，彼得·史衛(wèi)國嘗試在格魯派的宗教話語霸權下重構頓月多吉的人物形象。[17]一直以來，頓月多吉都被塑造成反佛教的苯教信徒，并且認為他在擴張過程中大肆打擊藏傳佛教。然而史衛(wèi)國發(fā)現(xiàn)，其實在頓月多吉早年，他一直奉行著宗教平等的文化政策，對佛教、苯教一視同仁。直至頓月多吉開始其軍事擴張，他才因為政教斗爭原因采納“排佛”立場。也正因為此，導致了格魯派歷史文獻對其暴戾形象的書寫。通過還原頓月多吉豐富的人物形象，史衛(wèi)國提醒我們在處理康區(qū)政教歷史時，要注意格魯派歷史敘述中的話語霸權可能引起的錯覺與偏差。

康區(qū)地方社會的重要性亦體現(xiàn)在區(qū)域競爭層面?？碌偎埂ど豳M爾（Kurtis Schaeffer）著眼于文化機構，看17、18世紀崛起的德格與卓尼如何憑借發(fā)達的印刷業(yè)成長為極具競爭力的文化中心，并在文化層面給拉薩造成了壓力。[18]為了應對此種競爭，拉薩的政治貴族和文化精英開始支持本地印刷業(yè)的發(fā)展，因為在其時的西藏社會，對書籍的擁有往往代表著對“文化資本”的掌握。與此相對應，玉珠措姆則從另一更為血腥、暴力的視角——叛亂來看待不同地方勢力的此消彼長。在清朝勢力進駐康區(qū)的歷史語境下，玉珠措姆集中關注19世紀中葉地方領袖工布朗結的崛起。工布朗結在康區(qū)的大肆征伐對整個康藏地區(qū)的地緣政治造成板蕩，先后導致了清朝和衛(wèi)藏勢力的介入，因之重塑了其時西部中國的權力格局。[19]在擊退清軍并控制了當?shù)氐纳藤Q系統(tǒng)之后，工布朗結積攢了可觀的軍事及經濟實力，因而一舉吞并康區(qū)大部。面對地方土司勢力做大卻又無力限制，清廷不得已只得允許甘丹頗章的軍事介入，此一事件遂成為衛(wèi)藏政權開始重申對康區(qū)控制權的契機。隨著工布朗結之亂終遭鎮(zhèn)壓，19世紀西部中國的地緣政治格局得到重新洗牌。

由自下而上的視角來看，似乎明清時期的木氏土司、頓月多吉以及工布朗結勢力都已經具備了“類獨立王國”的性質，而中央王朝的勢力僅僅能夠有限滲入。但威廉·柯樂曼四世（William M.Coleman IV）的論著[20]通過關注地方權威如何被地方土司、宗教領袖及清廷官員理解并發(fā)揮，重審了漢藏交界地區(qū)相關討論中長期被學者忽略的面向，亦即清代駐藏官員究竟如何對藏地基層的社會、宗教和行政組織產生影響。為了回答此問題，柯樂曼針對存在于漢藏通路重鎮(zhèn)——巴塘的權力糾葛進行檢審。相對于康區(qū)大部而言，清廷勢力對巴塘的滲透較為深入，也使得地方權力網絡更為盤根錯節(jié)。一方面，清廷需與地方俗世勢力取得合作，另一方面又需要和宗教領袖密切互動，以求得邊地安寧。然而，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于19世紀晚期甫一進入，便打破了地方上脆弱維系的權力平衡。地方社會如何理解西方勢力的進入？清廷又希冀如何通過地方中介人達到外交目的？柯樂曼重構了清廷國家權威的在地運作過程，并以此對地方視角中所見的地緣政治互動進行概念化。

作為對“自上而下”的宏觀歷史的反撥，近年來，不少學者開始轉換視角，關注在地語境下中央王朝的介入如何在變通與妥協(xié)中得以可能。一方面，諸多土司政權對漢、藏文化，以及不同宗教勢力一并包容接受，只為最大化地方利益，另一方面，我們也能夠看到由權勢人物造成的地方動蕩是如何被置放在漢藏角力的大歷史場景中考量，而中央貌似強勢的“在場”又是如何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才得以維系。

三、“地方感”的宗教呈現(xiàn)

作為漢藏邊地，康區(qū)不僅僅受到中原王朝的政治滲透，也同時在諸多方面受衛(wèi)藏影響，其中尤以宗教層面為最。因為現(xiàn)存材料的緣故，17世紀之前康區(qū)的宗教景象總體來說仍相當模糊，而17世紀以降的宗教史敘述則因話語霸權為格魯派把持而多少有些偏頗?？祬^(qū)的“地方感”如何在宗教范疇上得到呈現(xiàn)？這亦是近年來英文學界頗為關注的一大熱點話題。

16世紀晚期及至17世紀，發(fā)生于北至蒙古高原、南到云南西北部之廣泛地域的政治動蕩在很大程度上都與西藏有關。在這其中，宗派主義導致的藏區(qū)內戰(zhàn)常常成為沖突的導火索。彼得·史衛(wèi)國便有文章從微觀史視角出發(fā)看發(fā)生在南部康區(qū)的格魯、噶舉相爭問題，并且探討暴力是如何在此種宗派沖突中被廣泛使用的。[21]2016年，由滕華睿與杜凱鶴合編的論文集收錄了多篇關于十世噶瑪巴因為衛(wèi)藏政教沖突而流亡麗江的研究，從考古、藝術、宗教、政治等諸多角度細致考量了噶瑪巴流亡的過程及時代背景。此前，杜凱鶴已有專著討論十世噶瑪巴在云南北部的流亡生活，尤其關注他的藝術創(chuàng)作以及為復興噶舉派所付出的努力。[22]而在2016年的論文集中，則有扎西次仁的文章關注格魯派的話語霸權是如何影響對十世噶瑪巴的文本記述和歷史記憶的。通過考察十世噶瑪巴傳記的“未刪節(jié)本”，扎西次仁先是描繪了十世噶瑪巴尚在世時，衛(wèi)藏甘丹頗章政權便已經開始施以政治壓力，企圖改寫高僧個人事跡的記敘方式。而后，作者討論了工布朗結叛亂所導致的地方宗教勢力格局的重新洗牌，并將之視為噶瑪巴傳記中30余葉內容遭到刪除改寫的直接誘因。而在文章最后，作者還細致分析了噶瑪巴傳記的前后8個版本，以期檢審格魯派宗教霸權對于長時段歷史記憶的形塑作用。[23]扎西次仁的文章是以單個人物為中心，彰顯衛(wèi)藏宗教力量滲入康區(qū)之過程的極佳案例。

此外，又有研究以寺廟為關注重點來看待類似的歷史進程。詹恩·羅尼斯（Jann Ronis）的博士論文便關注四川地區(qū)的寧瑪噶陀金剛寺的宗教歷史。[24]清中葉開始，相較于噶舉派寺廟大規(guī)模被迫改宗格魯派，寧瑪派僧人得享相對寬松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并因此能夠保存宗派傳統(tǒng)。詹恩專著討論了噶陀金剛寺自17至19世紀的起伏興衰，關注佛教經院哲學的興起及其與伏藏實踐之間存在的張力，以及宗教領袖和地方土司之間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盡管羅尼斯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僅僅將寺廟宗教史放置在宗派發(fā)展的脈絡下進行探討，而較少與更為宏大的歷史背景相勾連，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擁有巨大規(guī)模的寺廟在地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的影響。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19世紀的工布朗結與清末的趙爾豐雙雙將康區(qū)大寺作為攻堅的首要目標。因為相對于“墻頭草”一般時常變卦的地方土司勢力，佛教寺廟往往是更難拔掉的釘子，是要花上頗多精力壓制的地方權力象征。有鑒于此，我們應該期待更多從歷史與宗教角度對康區(qū)大寺開展的研究的出現(xiàn)。

俗世領袖在地方社會政教活動中的功能是不容忽視的。在這方面，較為典型的是勞倫·哈特利（Lauran Hartley）對19世紀德格地區(qū)的研究。[25]在德格土司治下，當?shù)刈顬轷r明的政教特征便是對諸多佛教宗派持平等對待的政策，這恰恰與衛(wèi)藏地區(qū)甘丹頗章政權排他傾向鮮明的政教關系相反。哈特利提醒我們不能以對衛(wèi)藏的認識去思考康區(qū)的政教關系，而要盡力發(fā)掘社會表征背后隱藏的多樣性。在此基礎上，哈特利更希望借此修正宗教學者喬弗里·薩繆爾（Geoffrey Samuel）提出的關于將衛(wèi)藏地區(qū)視為“無國家社會”（stateless）的理論。喬氏的觀點認為，西藏地區(qū)總體上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有效政權缺失”的社會狀態(tài)，而如五世或七世達賴喇嘛時期的集權統(tǒng)治僅僅是例外，多數(shù)時候，不論在衛(wèi)藏地區(qū)或是更為廣闊的地理空間之內，宗教或世俗政權的影響力皆頗為有限。此外，他還將西藏地區(qū)的情況與伊斯蘭世界的社會單元進行比較，借此參與跨學科與跨地域的對話。[26]針對此，哈特利通過分析德格土司治下的政治、經濟組織結構以對喬氏理論進行修正，即德格地區(qū)鮮明而穩(wěn)固的世俗政權并不符合喬弗里對藏區(qū)權力架構的判斷。此外，哈特利還進而指出德格土司施行的平等宗教政策并非個案，而是在康區(qū)普遍存在的政教關系形態(tài)。

通過檢審“安多”概念的形成及其蘊含之地域認同的形塑過程，滕華睿曾有文章討論對歷史詮釋方式的爭奪如何成為挑戰(zhàn)衛(wèi)藏地區(qū)話語霸權的一種可能。[27]與此相似，亞歷山大·加登納（Alexander Gardner）關注發(fā)生在康區(qū)，尤其是19世紀利美運動前后地方認同的建構過程。[28]通過將自己形塑為伏藏師，同時配合一系列的宗教儀式和文本構建，利美運動的領袖們借渲染個人魅力以強化他們的在地影響。其中對形成地域認同尤其重要的，是對“二十五圣跡圖”的制造。通過一系列“帶有‘地方感’的文化工程，即建立地域宗教網絡、強化跨教派的宗教聯(lián)盟、描繪儀式感濃厚的文化空間等等”[29]，一個前現(xiàn)代的“地緣機體”自權力中心發(fā)展成型，并因應宗教滲透力之強弱完成了文化空間的疆界切割。

康區(qū)豐富的歷史、宗教材料為我們重新思考藏區(qū)各地域之間的競爭與互動提供了可能，而這在現(xiàn)今學界仍是未得到足夠關注的議題。隨著愈來愈多的非格魯派文獻得以面世，日后的研究便有可能跳脫出格魯派話語霸權的統(tǒng)御與影響，也更有可能揭示出復雜歷史進程的多樣與精彩。 

四、經濟結構與商貿行為

在政治與文化角度以外，另有相當數(shù)量的研究聚焦康區(qū)的經貿層面。只是同樣受限于材料的豐寡程度，多數(shù)研究的斷代都在清中期以后。但這并不削弱此一批研究的質量，相反，關于康區(qū)貿易的研究為我們理解清朝晚期中國西部地區(qū)的商業(yè)活動提供了極佳的參照對象。

維姆·范·斯本根（Wim van Spenger）的著作《藏邊世界：一個關于貿易與商人的地緣歷史分析》被譽為“關于藏族經濟史最為細致的作品”。[30]其中提到，康區(qū)存在兩種形式的貿易：其一是“垂直貿易”，指的是在兩個不同海拔地區(qū)之間的商貿互動，即游牧民以畜牧產品交換谷地居民的農作物，其二則是“長程貿易”，含義不言自明。[31]對于第一類，英文學界尚未有為人稱道之作，僅有杰克·海耶斯（Jack Hayes）2014年出版的關于松潘山區(qū)商貿體系的著作或值得提及。[32]雖然傳統(tǒng)意義上松潘并未被歸入康區(qū)的范疇，但因為相似的高山谷地地形條件，松潘山民的貿易邏輯很大程度上也為康區(qū)居民所分享。相較于把松潘作為漢藏“中間地帶”進行理解，海耶斯更想揭示的是此一地區(qū)的內部商貿機制如何發(fā)揮“引擎”的功能，從而促進松潘地區(qū)在19世紀以后的發(fā)展。在清廷于藏彝走廊的政治權威呈現(xiàn)內縮態(tài)勢時，是傳統(tǒng)的農—牧交互生態(tài)發(fā)揮著鏈接地方商貿的效用。然而此地雖然分布著諸多族群，但跨文化的交流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少，而這主要是由當?shù)靥貏e的山區(qū)—谷底地形造成的居民散居狀態(tài)決定的。在海耶斯看來，大多數(shù)社群實踐著相當“內向”而彼此區(qū)隔的貿易活動，縱然在每個社群內部，商貿活動往往具備相當?shù)囊?guī)模和活力，但是跨社群的貿易頻率實際上相當有限。用作者的話說，每一個社群都活在“他們自己的世界里”。

茶是康區(qū)長程貿易中最為重要的大宗商品。維姆·范·斯本根專書[33]的其中一章就以此為關注對象。對于藏地來說，茶的重要性至少自10世紀起便與日俱增，而茶葉的消費數(shù)量則在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入藏茶葉主要來自四川，而雅州（即今天的雅安地區(qū)）則是至關重要的轉運中心。從雅州到打箭爐（即今日的康定地區(qū)），茶葉逐漸由漢商過渡到藏商手上，人力背負則是最主要的運載形式。自打箭爐起，高質量的茶葉循著道孚、甘孜、玉樹直至拉薩，而次品則多由南路，即理塘、巴塘、昌都一線沿途售賣，主要消費于康區(qū)。在本章最后，作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即長久以來的漢藏茶葉貿易甚至延緩了英國對西藏的帝國主義侵略：原因僅僅在于印度的阿薩姆茶不對藏人的胃口，因此藏區(qū)仍然極度仰賴漢區(qū)的茶葉供給。

因為地理位置的優(yōu)勢，來自康區(qū)的商人很大程度上壟斷了漢藏之間的茶葉貿易。玉珠措姆曾有文章討論鍋莊變動的社會功能及其逐漸發(fā)展出的漢藏商貿中介角色。[34]作者認為，鍋莊起初是明正土司治下的政治、軍事機構，爾后在土司將治所移到打箭爐以后，因為地方貿易量在17世紀以后的迅捷增加而逐步承擔越來越多的經濟職能。伴隨著清朝在此地區(qū)日益顯現(xiàn)的影響力，明正土司的權力反而受到了制約。相較而言，鍋莊則因應貿易量的增長而得以發(fā)展出多樣化的商貿功用。此外，玉珠措姆還提及了女性在鍋莊日常運作過程中的重要地位。通過對20世紀早期相當數(shù)量的鍋莊實際由女性來管理日常業(yè)務的觀察，玉珠措姆提醒我們不要低估了女性角色在康區(qū)社會的影響。就歷史事實而言，其實相當多的康區(qū)土司都由女性擔任。人類學家已經注意到了康區(qū)社會此一有趣的面向，[35]而歷史學家顯然也應該緊跟步伐，重新評估女性在康區(qū)政治、軍事及經貿活動中扮演的角色。

貿易仰賴著交通道路。帶著“欲安藏，先安康”的政治訴求，中央王朝早至元代便已經開始了在康區(qū)的道路基建。帕特里克·博茨（Patrick Booz）有專文討論道路對于中央王朝對康區(qū)進行經濟滲透的重要性。[36]在綜述過現(xiàn)存討論康區(qū)諸類型通路的文獻以后，作者將視野聚焦到“官道”的問題上。從14世紀開始，明廷便一直致力于將官道西延，以保障地方，同時增大貿易量。因此地方商貿集鎮(zhèn)也逐漸由雅州西移至巖州。而在清代，尤其是1700年準噶爾成為心腹之患以后，清朝逐步增加其在康區(qū)地緣政治中的權重。在修建大渡河橋以后，打箭爐遂一躍成為新的地方經貿中心。道路的延伸無疑象征著中央權力所及之處，但是對于本地居民來說，道路的修建又往往預示著商機與財富，不同的社會組織如何理解并參與進道路修建的過程中，是一個值得深入推敲的問題。

漢藏貿易的澎湃發(fā)展對于康區(qū)來說意味著什么？雷米·夏克思(Remi Chaix)以德格為研究對象，嘗試檢審跨區(qū)域經貿互動對于特別地域的影響。及至17世紀中期，德格已經成為康區(qū)最為重要的政權之一，而其蓬勃的印刷業(yè)更對衛(wèi)藏地區(qū)的文化霸權造成不小沖擊。[37]夏克思的文章聚焦于德格印刷業(yè)建筑與裝修工程的酬勞問題。通過一系列圖表的比對，夏克思認為在康區(qū)，“酬勞”這一概念比衛(wèi)藏地區(qū)復雜得多，因為不論紙幣、硬幣在康區(qū)都不甚流行，因此工程報酬一般以貨物、茶葉和青稞結算。由此可見，漢藏貿易很大程度上主導了康區(qū)的經濟命脈。[38]

受限于材料的數(shù)量豐寡及語種多樣性，關于康區(qū)的經濟史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諸多方面的議題有待深入研討。得益于近來愈加豐富的人類學調查資料，今日康區(qū)民眾日常生活的諸多細節(jié)逐漸被人們所了解，歷史學家應該對這一類材料不時進行更新。

五、結論

本文主要就康區(qū)歷史研究的4個面向進行了述評。因為篇幅所限，諸如族群認同、歷史記憶、宗教朝圣與神圣景觀建構等議題的研究脈絡未能一并綜述。同時，民國及新中國成立以后大量關于康區(qū)歷史文化的漢文研究與史料亦未列入檢審目錄。即便如此，筆者在結語中依舊想簡單提及兩類材料，或許能夠為未來康區(qū)研究提供不少新鮮視角與有趣見解。

首先是20世紀中國和西方學者在康區(qū)所做的社會調查報告。20世紀前期，許多西方學者借助各種各樣的身份在康區(qū)進行了廣泛而細致的各類調查，其中很多人都以植物學家自稱。2011年艾瑞克·穆格勒（Erik Mueggler）出版專著《紙之路》便是對活躍在中國西南的植物學家的精彩聚焦，其中有頗多新見，值得關注。[39]而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大概最為熟悉的便是約瑟夫·洛克（Joseph Rock）和他對古納西王國的著迷與執(zhí)著。[40]其時，民國政府亦表現(xiàn)出對此一區(qū)域的興趣，尤其是在西康建省之后。典型例子便是任乃強對于西康地區(qū)文史及族群文化進行的多方面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亦有不少學者來到此地調查，尤其是為了對此地的非漢人群進行民族識別作準備。大宗的調查報告得以出版，對康區(qū)自然地理、百姓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細致描繪。而在1959年以后，西方學者也帶著種種目的開始關注當代康區(qū)的社會情形。其中最為典型者為佩德羅·皮茲納（Pedro Pizana）主要依據二手文獻出版的《西藏的土地與政權》，其中有一整個專章談論康區(qū)的社會經濟。[41]單從學術角度而論皮茲納的專著，其所收錄的社會資料給了我們跳出“漢族中心觀”桎梏的視角。另外，一批近年來出版的康區(qū)社會調查資料給了我們觀察康區(qū)現(xiàn)代化進程的機會，尤其體現(xiàn)了當?shù)匕傩赵诿鎸洕v飛與社會結構動搖時的心路歷程。[42]

除卻社會調查報告以外，本文還想簡單探討一些社會學、歷史學理論如何能夠給我們帶來對康區(qū)不一樣的理解。筆者以為，至少有如下幾個理論可以為我們提供理解康區(qū)的不同視角：斯坦利·坦比亞（Stanley Tambiah）討論宗教社會形態(tài)的“星云社會”理論 （Galactic theory），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討論人地關系及高地、低地人群互動模式的“佐米亞”理論（Zomia），以及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將邊疆地區(qū)視作“緩沖地帶”的“中間地”(Middle ground)理論。“星云社會”理論本用來解釋南亞地區(qū)佛教社會的組織形式與運作機制，而康區(qū)歷來受藏傳佛教影響極深，本地宗教苯教又扎根地方，地方大小土司林立，政教關系尤有多樣性，因此是檢審“宗教地方化”議題的極佳實驗田?！白裘讈啞崩碚搫t讓我們拋開“自上而下”的宏觀敘事，視角向下，看康區(qū)地方勢力如何理解和應對來自漢藏兩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滲透，邊地人群又是在何種情況下與外部勢力合作，而在何種情況下進行反抗。而“中間地”理論則要求我們跳出“中原中心視角”，在一個跨區(qū)域框架中理解邊地人群的能動性。同時，“中間地”理論一定程度上淡化“國家”在邊疆人群互動過程中的角色。在這個層次上，美國學者滕華睿已經應用了“中間地”理論去看待清廷和衛(wèi)藏宗教勢力在“安多”地區(qū)的互動，我們有理由相信，康區(qū)同樣也具備這樣一種潛力。而除去上引三類以外，筆者以為一些經濟學的理論，如“市場化”“貨幣化”“戰(zhàn)爭資本主義”等亦適用于“概念化”康區(qū)的社會經濟發(fā)展狀況。甚至喬納森·史密斯(Jonathan Smith)的“宗教市場”（Religious marketplace）概念亦能在康區(qū)找到用武之地。

綜上，本文對英文世界現(xiàn)存關于康區(qū)的部分研究做一述評，目的不僅僅是羅列成果，而更希望對諸多作品在史學史層面進行勾連，從而指出該領域目前的發(fā)展態(tài)勢。隨著越來越多的多語言材料浮出水面，我們有理由期待康區(qū)研究不僅能夠成為中國史研究中的一塊熱土，更能夠在廣義的邊疆史學領域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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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區(qū)”的概念晚出，用當代語境中文化區(qū)范疇下的“康區(qū)”來指代元明清時期的相應地域，顯然有時代錯位之嫌。本文如此操作，僅為論述方便。在具體的史學研究中，仍當以具體歷史時段的行政區(qū)劃進行討論，特此說明。

[2]關于“安多”概念的形塑過程，哥倫比亞大學滕華睿（Gray Tuttle）曾根據《安多政教史》撰文討論，“Challenging Central Tibet's Dominance of History：The Oceanic Book，a 19th Century PoliticoReligious Geographic History”，in Semina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WT6B1X〗Mapping the Modern in Tibet〖WT6B1〗，Andiast，Switzerland：IITB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2011，pp.135—172。而西南民族大學益西鄧珠、土登彭措則新近刊文，討論了藏文史籍中“康”文化區(qū)的歷時性形塑。益西鄧珠、土登彭措：《藏族傳統(tǒng)歷史文獻中康藏區(qū)域概說解讀》［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8期，第42—45頁。

[3]石碩：《近十年大陸學者對康區(qū)的研究及新趨勢》［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2期，第1—6頁。

[4]有關“康巴學”的提出與發(fā)展及中國學者的相關科研項目及成果概覽，可參前引石碩專文中的討論。而境外科研項目中，近年來較為人所關注的是由法國科學研究中心(CNRS)下轄的喜馬拉雅研究中心主持的跨學科研究項目“中國漢藏交界地帶的疆域、社群與互動”（Territories，Communities and Exchanges in the SinoTibetan Kham Borderlands (China)），項目參與學者的學術關注覆蓋了康區(qū)的大部分地域，并已發(fā)表了部分研究成果。

[5]本文討論的多篇博士論文均寫作于2010年左右，若能出版，亦當在2020年前后。以此，本文將此批博士論文視作學界的前沿研究。

[6] Luciano Petech，“Yuan Organization of the Tibetan Border Areas,” i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WT6B1X〗Tibetan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4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München：Kommission fuür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8，pp.369—380.

[7] Elliot Sperling，“The SzechwanTibet Frontier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WT6B1X〗Ming Studies〖WT6B1〗 26，1988，pp.37—55.

[8] Elliot Sperling，“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Influx of New Worlds Silver into Tibet During China's‘Silver Century’(1550—1650),” The Tibet Journal 34/35，2009，pp.292—312.

[9] Elliot Sperling，“Tibetan Buddhism，Perceived and Imagined，Along the MingEra SinoTibetan Frontier,” in Matthew Kapstein ed.， Buddhism between Tibet and China，Boston：Wisdom Publications，2009，pp.155—180.

[10] Roger Greatrex，“Tribute Missions from the Sichuan Borderlands to the Imperial Court (1400—1665),”Acta Orientalia 58，1997，pp.75—151.

[11] Robert Lee，“Frontier Politics in the Southwestern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in 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China，Joshua A.Fogel and Rowe William eds.，Boulder：Westview Press，1979，pp.35—68.

[12] Peter Schwieger，The Dalai Lama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ibetan Institution of Reincarn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13] John E.Herman，“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Hegemony：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Qing State Expansion，1650—1750”，Ph.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3.

[14] Yingcong Dai，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9.

[15] Xiuyu Wang，China's Last Imperial Frontier：Late Qing Expansion in Sichuan's Tibetan Borderlands，Lanham：Lexington Books，2011.

[16] Karl Debreczeny，“Ethnicity and Esoteric Power：Negotiating the SinoTibetan Synthesis in Ming Buddhist Painting”，Ph.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7.

[17] Peter Schwieger，“Towards a Biography of DonYod RdoRje,”in ed.Helmut Eimer，et al，Studia Tibetica Et Mongolica，Odendorf：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1999，pp.247—260.

[18] Kurtis R.Schaeffer，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p.90—120.

[19] Yudru Tsomu，The Rise of Gnpo Namgyel in Kham：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Lanham：Lexington Books，2014.

[20] William M.I.V.Coleman，“Making the State o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Chinese Expansion and Local Power in Batang，1842—1939”，Ph.D.，Columbia University，2014.

[21] Peter Schwieger，“The Long Arm of the Fifth Dalai Lama：Influence and Power of the Fifth Dalai Lama in Southeast Tibet”，in Alex McKay and Anna BalikciDenjongpa eds.，Buddhist Himalaya：Studies in Religion，History and Culture，vol.I：Tibet and the Himalaya，Sikkim：Namgyal Institute of Tibetology 2011，pp.239—257.

[22] Karl.Debreczeny，The Black Hat Eccentric：Artistic Visions of the Tenth Karmapa，New York：Rubin Museum of Art，2012.

[23] Tashi Tsering，“The Biography of the Tenth Karmapa in the 1775 uncensored edition of Kam tsang’s Golden Rosary and Other Important Material on His life”，in Gray Tuttle and Karl Debreczeny eds.，The Tenth Karmapa & Tibet's Turbulent Seventeen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pp.47—69.

[24] Jann Ronis，“Celibacy，Revelations，and Reincarnated Lamas：Contestation and Synthesis in the Growth of Monasticism at Katok Monastery from the 17th through 19th Centuries”，Ph.D.，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9.

[25] Lauran Hartley，“A SocialHistorical Study of the Kingdom of SdeDge (Derge，Kha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RisMed Views of Alliance and Authority”，M.A.，Indiana University，1997.

[26] Geoffrey Samuel，“Tibet as a Stateless Society and Some Islamic Parallel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no.2，1982，pp.215—29.

[27] Gray Tuttle，“Challenging Central Tibet's Dominance of History：The Oceanic Book，a 19th Century PoliticoReligious Geographic History”，in Semina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Mapping the Modern in Tibet，Andiast，Switzerland：IITB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2011，pp.135—172.

[28] Alexander Gardner，“The TwentyFive Great Sites of Khams：Religious Geography，Revelation，and Nonsectarianism in NinetheenthCentury Eastern Tibet”，Ph.D.，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6.

[29] Alexander Gardner，“The TwentyFive Great Sites of Khams：Religious Geography，Revelation，and Nonsectarianism in NinetheenthCentury Eastern Tibet”，Ph.D.，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6.序言第8頁。

[30] Gray Tuttle and Kurtis R.Schaeffer eds，The Tibetan History Rea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491。

[31] Wim van Spenger，Tibetan Border Worlds：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 Traders，Londons：Kegan Paul International，2000，p.99.

[32] Jack Hayes，A Change in Worlds o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Politics，Economies，and Environments in Northern Sichuan，Lanham：Lexington Books，2014，序言第36頁。

[33] Wim van Spenger，Tibetan Border Worlds：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 Traders，Londons：Kegan Paul International，2000，pp.107—110.

[34] Yudru Tsomu，“Guozhuang Trading Houses and Tibetan Middlemen in Dartsedo，the‘Shanghai of Tibet’”，Crosscurrents，No.19，2016，pp.71—121.

[35] Tenzin Jinba，In the Land of the Eastern Queendom：The Politics of Gender and Ethnicity on the SinoTibetan Border，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4.

[36] Patrick Booz,“‘To Control Tibet，F(xiàn)irst Pacify Kham’：Trade Routes and‘Official Routes’(Guandao) in Easternmost Kham,”Crosscurrents，no.19，2016，pp.27—47.

[37] Kurtis R.Schaeffer，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pp.90—120.

[38] Remi Chaix,“Construction Work and Wages at the Derge? Printing H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rosscurrents，no.19，2016，pp.48—70.

[39] Erik Mueggler，The Paper Road：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40] Joseph Rock，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

[41] Pedro Pizana，Land and Polity in Tibe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9.

[42] Rinzin Thargyal，Nomads of Eastern Tibet：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of a Pastoral Estate in the Kingdom of Dege，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7.

（作者：胡簫白，摘自：《中國藏學》2018年第1期）